如果說黃冊是古代百姓的戶口本，那照身帖，就是古人的身份證。
發明照身帖的是個厲害的角色——商鞅。
按照商鞅戶籍改革，全國百姓都需要有照身帖以自證身份，就算是住個店，也得拿出照身帖來，商某人就吃了這個虧……
但照身帖這個玩意自秦之後，似乎就不見了蹤跡，轉而出現了其他型別的身份證明，比如隋唐時期，就用“魚符”作為身份證明，“魚符”上面刻有官員姓名、任職衙門及官居品級等，大官（三品以上）魚符黃金材質，五品以上銀質，六品以下銅製。
到了小武時期，不喜歡魚符，改成了“龜符”，但也就是變了個動物，一樣是“附身魚符者，以明貴賤，應召命。”
北宋時期就不使用魚符，轉而使用腰牌，到了明代，腰牌還是腰牌，只不過名字變了，叫牙牌，估計和象牙等材料製作有點關係吧……
但問題是，不管什麼符，什麼牌，那都是官員的，最多到地主一級，掛在腰間吊兒郎當一下，和普通百姓是沒有任何緣分的。
換言之，在秦之後，天下百姓沒有身份證，沒有照身帖，辦證上牌的，基本上都是官員一級的，當然，他們辦理的時候估計是不需要挑日子搖號的。
挖下原因也很簡單，歷朝歷代都以農耕為主，百姓一輩子可能都走不出家鄉三十里開外去，要什麼身份證啊，尤其是明朝初期，農家就那點地盤，軍戶就只能綁在衛所裡，走遠點都不行，辦身份證給誰看去，不是浪費嘛。
但世易時移，洪武初期的政策已經被朱允炆給砸了一大半，路引取消了，商業發展了，雖然眼下百姓依舊習慣於留在地方，不遠遊，這個大局面也不可能在未來百年內發生根本性變化。
但商業活動與大教育活動的進行，必然會促使人口流動，加上基建建設、匠戶打工，跨省徵調民工，京師紡織、書店、煤炭等行業不斷吸納人口，人口流動的問題在一些商業城市中已經凸顯出來。
京師裡已經出現了僱傭性質的牙行，不好說是不是資本主義萌芽，至少入城人口在不斷增加，而商隊動輒幾萬人南下的規模，足以讓人驚心動魄，沒一個合適的管理制度，他們跑到哪裡去都不好調查，也不好管理，總這樣是不行的。
所以，給百姓發個身份證就顯得很是重要，這也是管理人口流動，把握商業態勢，避免不可控流民，做好治安的基礎工作。
解縉、茹瑺等人面面相覷。
“執行吧。”
朱允炆知道這是一個費時費力的活，但為了長遠考慮，也為了挖出隱藏在民間的黑戶，只能這樣做。
解縉等人退下，過了幾日之後，文書就已發出，快馬奔向全國各地布政使司。
考慮到照身帖的重要性與防偽性，照身帖的製作沒再隨便用一塊木頭來刻寫，而是採取了洪武寶鈔的材質，由寶鈔提舉司來負責製備，特意加厚，以形成牌狀，並塗以輕臘，可防雨淋。
寶鈔提舉司也無法一次性製備如此多的照身帖，只能分批次製作。這一批自然是給官員及其家眷的，第二批是給流動性最強的商人及其夥計，之後是士子與入城百姓，最後才是不怎麼流動的地方百姓。
照身帖完全普及至少也需要三年時間，這件事急也急不來。
洪江成為了一座商城，在湖廣佈政使周政的親自站臺下，無數商人匯聚洪江，並在這裡購走了從交趾拉來的無數寶物，然後分散至全國各地，進一步提升了洪江城的地位。
周政把握住時機，加上商稅實在是賺了不少，為了確保洪江成為一座長盛不衰的商業之城，天才地想出了招商引資的辦法，派人到處到蘇杭、京師、北平、開封等地散播訊息，說洪江如何如何好，周圍資源如何如何豐富，來洪江安置家宅如何如何好，死了也有風水寶地……
為消除土司打劫帶來的潛在危險，周政親自帶人去找各地土司來了會，簡單扼要，誰打劫商人，自己就去請張輔來湖廣走一趟，誰照顧商人，以後發了財有大家一份。
在張輔與胡蘿蔔的雙重影響下，湖廣的土司老實了，畢竟誰也不希望張輔到湖廣出差，聽說張輔在廣西又滅了一家土司，足足八百餘人，就因為土司搶走了商隊的一車貨物，還殺了五個夥計。
人屠的威名不是吹出來的，是殺出來的，得罪誰都不能得罪瘋子，何況人家答應分錢了，至於到時候是分五兩還是五十兩，送兩車陶瓷還是一車豬肉，那就看他們吧，不敢強求。
常百業坐在洪江城買下的宅院裡，芭蕉翠碧，梧桐正陰，侯淺淺在門外池塘裡採了一朵含苞待放的荷，笑著走到中庭，對翻著書卷的常百業道：“你翻這本《諸蕃志》都多久了，看出什麼名堂沒？”
“沒多少收穫，這裡面記載的內容與南洋流傳的內容多少有些出入，不過大體還算對得上，可想而知，在宋代時，市舶司的人對海外諸國已有了一個清楚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