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是一個國家的支柱，若是支柱倒了，國家這座宮殿基本也就完了。
對於財政問題，古人是有著深刻認識的，只不過大家多是儒家弟子，文人嘛，都要臉，總把錢財、利潤掛在嘴邊，那和商人那種沒品的人有啥區別？
就因為文人好面子，害了無數人。
一個受害者，就是朱允炆。
朱允炆想要當一個明君，操控好大明這艘巨舟，但也清楚，每一項政策的推出，都必須有其根源與依據，必須符合當下國情。
老馬主義最精髓的四個字，不就是實事求是？
《資本論》沒看懂不要緊，這四個字學會了就行，帝王嘛，不可能事事躬親，頂層設計就好，具體執行與完善，還是要靠官吏。
為了這些官吏能整明白，朱允炆想看看前面各個朝代的古書，準備以古為鑑，推行新的財政觀。
可誰知歷史上的各位兄弟，都恥於言利，羞於提及，導致財政管理方面的學說只是“隻言片語”，鮮有專門論述財政的言論。
也不是沒人專門說過這個問題，歷史上第一個大聲喊出理財的傢伙，是“佛菩薩也勸他不轉”的拗相公王安石，這個宋代猛人認為經濟出了問題，那是“理財未得其道”，並公開宣揚，不理財，無以成“聖君賢臣”。
朱允炆深入研究過王安石的“不加賦而國用足”，不得不說，這個不洗澡，渾身都是蝨子的傢伙有著極為超前的眼光，他要生在後世，絕對有用武之地。
不加賦而國用足，不是一句虛妄之言，它是後世國家財政推崇與遵循的基本原則。簡單來理解，就是在不改變稅率的基礎上，擴大經濟總量，繼而提升國家稅收。
可以說在某個程度上，朱允炆雖然沒有喊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口號，但商業解禁、促進消費、擴大手工作坊等舉措，都是“做大餅”的思維，朝廷不需要改變稅收基準，一樣可以增加稅收。
只是王安石不認識老馬與老恩，對經濟問題思考的又太過簡單了一些，只去刺激商業、刺激官僚資本，做大經濟，卻沒想到當時田產兼併已是無藥可救，百姓沒有剩餘資本，肚子問題都解決不了，怎麼能指望拿百姓去拉動內需？
大餅弄出來了，百姓不買單，這不就泡沫了？
陽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好看是好看，可它一觸即破……
對於財政來源問題，王安石是有著清醒認識的，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
用後世的話解釋，就是稅收取之於百姓，用之於百姓。
很多朝廷，都踐行了前半句話——取之於民，至於後半句話，一言難盡……
稅收是取之於民的最關鍵手段，至於是學商鞅行重稅，還是學孔子“斂從其薄”，這就需要看情況了。
可無論什麼時候，在財政支出方面，這些思想家的立場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
量入為出。
《管子》雲：“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主張“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
唐代楊炎主張:“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
量入為出，幾乎成為了每個朝廷戶部的基本理念。
可問題是，量入為出也需要結合實際。
大明自推行革新之後，不僅釋放了百姓生產積極性，還將官田、免稅田、藩王田、道僧田等等納為徵稅物件，其結果便是戶部稅銀的大幅增長。
別看現在黃子澄為難，不願意出錢，實際上戶部的錢多得是，甚至連夏稅銀都沒有花完，這種守財奴式的財政，並不合適。
過多財富積累在國庫，看似不錯，實則帶來了很多問題，比如聚斂過多，資金的不流通，導致社會財富下降；再比如冗費，有了錢，卻沒有計劃好怎麼花，遇到什麼事，就支出一點，一些完全沒必要的支出不斷出現。
理想的朝廷朝政，應該是收支平衡，多花一點不礙事，少花一點也不礙事，但絕不能存一大堆，不花了……
眼下正是商業發展的好機會，朝廷不花錢，如何刺激商品流通，如何購置百姓餘糧，如何促進消費？
百盟書
朱允炆認真地對黃子澄等人說道：“戶部之財，分配得當，方可有利於大局。朕準備命六部，以運作所需，提出年度銀兩預算，戶部核查把關，以預算為準控六部開支，你看如何？”
黃子澄思索良久，又與卓敬、夏元吉商議一番，最終道：“臣以為可行，只是若不合理之銀兩所請，戶部將予以駁回。”
朱允炆清楚黃子澄是擔心戶部權利旁落，點頭答應道：“這是自然，若駁回之後其再提出，可交付內閣與朝廷共議，若戶部認可可行，再予以批准。”
黃子澄鬆了一口氣，答應下來。
朱允炆見此事敲定，便安排徐輝祖等人離開，然後詢問戶部之人，道：“對於銀賤銅貴之事，可調查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