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深知，土地問題是封建王朝的根本問題，解決不了土地兼併，就解決不了底層民生問題。
作為皇帝，大明最大的地主，朱允炆始終是需要剝削農民，維護地主階層利益的，這一點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朱允炆沒有辦法也不可能喊出“一切為群眾服務”的口號，不可能將“最廣大群眾利益”放在大明利益的最高處，但朱允炆必須想辦法，解決土地過度兼併。
解決這個問題的出發點，並不是純碎為了百姓的生存，以表示自己的悲憫，更多的是從大明未來去考量，因為土地兼併，直接關係著社會穩定，關係著王朝更迭！
不想大明兩三百年就滅亡，土地兼併這匹瘋狂的馬，必須有一根韁繩，否則，它會拉著大明，墜落懸崖。
土地，對於任何王朝而言，都是最為敏感的問題，也是最為頭疼的問題。
它成就了很多奸臣，也拖累死了很多忠臣，它支撐著一個個王朝的興盛，也挖掘著一個個王朝的墳墓。
古代的土地關係，是極為複雜，很難說清楚的。
在原始氏族或部落時期，大家都是窮光蛋，連個衣服都沒有，自然不會談什麼私有，你撿來的石頭，我也可以拿去打恐龍，你手裡的果子，我也能啃一口，大家誰分誰啊。
生產關係的改變，最初的原因還是與生育能力有關。
這邊二十年生了一百個，那邊生了五百個，人家一招呼，都是七大姑八大姨的，親戚一大堆，什麼氏族公社，不搞了，誰人口多，誰分的東西多。
於是，最初的母系氏族公社逐漸演變為家族公社，後來男人一看，自己有力氣能打獵，也能打人，有吃的也有喝的，憑什麼要被女人欺負？
於是，女家長時代結束，男家長時代開啟，父系家族出現。
既然都是家族了，那原本的氏族財產，像是肉啊，果子啊，毛啊，石頭啊，那自然也就成為了家族財產。
什麼公有制，該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我搶過來也是我的。
私有制就是這樣登上歷史舞臺的。
這個過程並非是短時間的突變，而是經過漫長的時間演變形成。
在夏商周時期，其土地制度基本上是宗族土地所有制。
《尚書·酒誥》中記載商朝時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旅，宗工，越百姓里居。”
需要解釋下的是，這裡的外服不是給你貼膏藥，內服也不是讓你吞下去。
內服指的是京畿地區，國家京城，外服指的是畿外地區。
這意味著商朝時期，分封諸侯已成常態。
西周時期的分封制記錄更多，在《左傳》中記載：
“昔盛王克商，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藩屏周。昔周公昂二叔之不成，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
商周時期嘛，人口不多，生產力不高，哪怕是國家搞分封制，大部分也都圍繞著都邑，周圍良田多，大家一起搞建設，加上你的地是你的，我的地是我的，這邊修一條路，那邊修一條溝渠，站在高處一看，呀，這不是“井”字嗎？
嗯，這個時期的土地關係，採取的就是井田制。
當時的農民就是幹活的，貴族就是監工，沒事的時候就跑到田邊瞎指揮。
但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是分封制，但田地是國家的，不允許私自買賣、轉讓，而且是需要“貢稅”的。
這種土地制度，可以說是國有制之下的貴族土地私有制。
春秋戰國時期，各地諸侯為了壯大實力，開墾出了大量私田，而這些私田是不需要納稅的，既然這些東西是自己的，諸侯自然不願意在“公田”之上投入人力，所以出現了“民不肯盡力於公田”的現象。
私田增多，公田沒人種，井田制自然就失去了基礎。
公元前594年，魯國推行“初稅畝”法令，法律上要求，無論是公田還是私田，按畝徵稅，私田透過這種方式，取得了法律認可。
後來商鞅變法，井田制被正式廢除，封建土地私有制得以確立。
秦始皇兼併六國，說白了就是土地之爭，無數地主為了保護自己的土地，奮起反抗，但終沒擋住秦始皇的大軍。
秦一統時代，原來的地主一部分被殺，一部分被俘，大片的土地荒蕪。為恢復生產，秦始皇頒佈了“使黔首自實田”的土地法令。
黔首，即百姓。
秦朝時期不再採取授田制，而是鼓勵農民開荒，佔據土地，政府並不限制。而這種制度的存在，肯定了農民土地私有，也製造出了新的地主。
秦朝之後，西漢開國，採取的是漢承秦制，承襲了秦朝的土地私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