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來，中國！東方世界的未來是你們的。
寫罷，他側過頭去看了看黃佐臨。黃佐臨感動地深深點頭。在“七七事變”後的第三天，這句話，能讓一切中國人感動。
蕭伯納又寫了下去——
如果你有毅力和勇氣，那麼，使未來的盛典更壯觀的，將是中國戲劇。
黃佐臨向蕭伯納鞠了一躬，把簽名冊收起，然後就離開了。
二
上面這個場景，是八十歲的黃佐臨先生在新加坡告訴我的。
那時我正在新加坡講學，恰逢一個國際戲劇研討會要在那裡舉行。參加籌備的各國代表聽說蕭伯納的嫡傳弟子、亞洲最權威的戲劇大師黃佐臨還健在，就大膽地試圖把他邀請與會。這是一種幻想，但如果變成現實，那次研討會就有了驚人的重量。
新加坡的著名戲劇家郭寶昆先生為此專程前往上海，親自邀請和安排。幾個國家的戲劇家還一再來敲我寓所的門，希望我也能出點力。
他們找我是對的，因為我是黃佐臨先生的“鐵桿忘年交”。我為這件事與黃佐臨先生通了一次長途電話，他說，稍感猶豫的不是身體，而是不知道這個會議的“內在等級”。
我說：“已經試探過了，來吧。”他就由女兒黃曉芹陪著，來了。
這一下轟動了那個國際會議，也轟動了新加坡。
新加坡外交部長恭敬拜見他，第一句就問：“您什麼時候來過新加坡？”
黃佐臨先生回答：“六十年前。”
外交部長很年輕，他把“六十年前”聽成了“六十年代”。這已使他覺得非常遙遠了，說：“六十年代？這離現在已經二十多年，真是太久太久了！”
黃佐臨先生一笑，說：“請您把時間再往前推四十年。”
部長迷糊了，卻以為是眼前的老人迷糊。我隨即解釋道：“黃先生於公元一九二五年到英國留學，路過新加坡。”
“六十年前？”部長終於搞清楚了，卻受了驚嚇。
我又接著說：“他到英國師從蕭伯納，那時，這位文豪剛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等到告別的時候，蕭伯納已經八十一歲。”
部長一聽又有點迷糊。這是我的故意，新加坡的官場話語總是太刻板，我想用長長的時間魔棍把談話氣氛攪活躍一些。儘管我隨口說出的內容，都沒有錯。
黃佐臨先生在那個國際會議上作了演講。主持人一報他的名字，全場起立鼓掌。他站起來走向演講臺，頎長的身材，銀白的頭髮，穩健的步履，一種世界級的優雅。
他開口了，標準的倫敦英語，語速不快，用詞講究，略帶幽默，音色圓潤，婉轉堂皇。全場肅靜，就像在聆聽來自天國的指令。
在高層學術文化界，人們看重的是這位演講者本人，並不在乎他的國籍歸屬。西方那些著名的文化巨匠，大家都知道他們的作品、學派、觀點，卻常常說不準他們是哪國人。就說黃佐臨先生的老師蕭伯納吧，究竟該算是愛爾蘭人，還是英國人？畢加索，是西班牙人，還是法國人？愛因斯坦呢？……在文化上，偉大，總是表現為跨疆越界。這麼一想，我再回頭細細審視會場裡的聽眾，果然發現，大家都不分國籍地成了臺上這位優雅長者的虔誠學生。誰能相信，這位長者剛從中國的“文革”災難中走出？
那就請隨意聽幾句吧——
在布萊希特之後，荒誕派把他宏大的哲理推向了一條條小巷子，好像走不通，卻走通了……
他平靜地說，臺下都在埋頭刷刷地記。
在演出方式上，請注意在戈登克雷他們的“整體戲劇”之後的“貧困戲劇”，我特別看重格洛道夫斯基。最近這幾年，最有學術含量的是戲劇人類學。中心，已從英國、波蘭移到了美國，紐約大學的理查·謝克納論述得不錯，但實驗不及歐洲……
大家記錄得有點跟不上，他發現了，笑了笑，說：有些術語和人名的拼寫，我會委託大會秘書處發給諸位
。
請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西方戲劇學，看似費解而又雜亂，卻更能與東方古典戲劇接軌，因此這裡有巨大的交融空間和創造空間。日本對傳統戲劇保護得好，但把傳統僵化了。中國也想把傳統和創新結合，但是大多是行政意願和理論意願，缺少真正的大藝術家參與其間。印度，對此還未曾自覺……
大家還是在努力記錄。
總之，在這位優雅長者口中，幾乎沒有時間障礙，也沒有空間障礙。他講得那麼現代，很多專業資訊，連二十幾歲的新一代同行學人也跟不上。
三
當年黃佐臨先生告別蕭伯納回國，踏上了炮火連天的土地。幾經輾轉，最後落腳上海。他想來想去，自己能為“國難”所做的事，還是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