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莫高窟門外，有一條河。過河有一片空地，高高低低建著幾座僧人圓寂塔。塔呈圓形，狀近葫蘆，外敷白色。我去時，有幾座已經坍弛，還沒有修復。只見塔心是一個個木樁，塔身全是黃土，壘在青磚基座上。夕陽西下，朔風凜冽，整個塔群十分淒涼。
有一座塔顯得比較完整，大概是修建年代比較近吧。好在塔身有碑，移步一讀，猛然一驚：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個王圓籙！
再小的個子，也能給沙漠留下長長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讓歷史吐出重重的嘆息。王圓籙既是小個子，又是小人物。我見過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隨處可以見到的一箇中國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農民，在甘肅當過兵，後來為了謀生做了道士。幾經轉折，當了敦煌莫高窟的家。
莫高窟以佛教文化為主，怎麼會讓一個道士來當家？中國的民間信仰本來就是羼雜互融的，王圓籙幾乎是個文盲，對道教並不專精，對佛教也不抵拒，卻會主持宗教儀式，又會化緣募款，由他來管管這一片冷窟荒廟，也算正常。
但是，世間很多看起來很正常的現象常常掩蓋著一個可怕的黑洞。莫高窟的驚人蘊藏，使王圓籙這個守護者與守護物件之間產生了文化等級上的巨大的落差。這個落差，就是黑洞。
我曾讀到潘絜茲先生和其他敦煌學專家寫的一些書，其中記述了王道士的日常生活。他經常出去化緣，得到一些錢後，就找來一些很不高明的當地工匠，先用草刷蘸上石灰把精美的古代壁畫刷去，再掄起鐵錘把塑像打毀，用泥巴堆起靈官之類，因為他是道士。但他又想到這裡畢竟是佛教場所，於是再讓那些工匠用石灰把下寺的牆壁刷白，繪上唐代玄奘到西天取經的故事。他四處打量，覺得一個個洞窟太憋氣了，便要工匠們把它們打通。大片的壁畫很快灰飛煙滅，成了走道。做完這些事，他又去化緣，準備繼續刷，繼續砸，繼續堆，繼續畫。
這些記述的語氣都很平靜，但我每次讀到，腦海裡也總像被刷了石灰一般，一片慘白。我幾乎不會言動，眼前一直晃動著那些草刷和鐵錘。
“住手！”我在心底呼喊，只見王道士轉過臉來，滿臉困惑不解。我甚至想低聲下氣地懇求他：“請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麼呢？我腦中依然一片慘白。
二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二日（農曆五月二十六日
），王道士從一個姓楊的幫工那裡得知，一處洞窟的牆壁裡面好像是空的，裡邊可能還隱藏著一個洞穴。兩人挖開一看，嗬，果然一個滿滿實實的藏經洞！
王道士完全不明白，此刻，他開啟了一扇轟動世界的門戶。一門永久性的學問，將靠著這個洞穴建立。無數才華橫溢的學者，將為這個洞穴耗盡終生。而且，從這一天開始，他的實際地位已經直躥而上，比世界上很多著名博物館館長還高。但是，他不知道，他不可能知道。
他隨手拿了幾個經卷到知縣那裡鑑定，知縣又拿給其他官員看。官員中有些人知道一點輕重，建議運到省城，卻又心疼運費，便要求原地封存。在這個過程中，訊息已經傳開，有些經卷已經流出，引起了在新疆的一些外國人士的注意。
當時，英國、德國、法國、俄國等列強，正在中國的西北地區進行著一場考古探險的大拼搏。這個態勢，與它們瓜分整個中國的企圖緊緊相連。因此，我們應該稍稍離開莫高窟一會兒，看一看全域性。
就在王道士發現藏經洞的前幾天，在北京，英、德、法、俄、美等外交使團又一次集體向清政府遞交照會，要求嚴懲義和團。恰恰在王道士發現藏經洞的當天，列強決定聯合出兵——這就是後來攻陷北京，迫使朝廷外逃，最終又迫使中國賠償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的“八國聯軍”。
時間，怎麼會這麼巧？
好像是北京東交民巷外國使館裡的一個決定，立即刺痛了一個龐大機體的神經系統。於是，西北沙漠中一個洞穴的門，霎時開啟了。
更巧的是，僅僅在幾個月前，甲骨文也被發現了。
我想，藏經洞與甲骨文一樣，最能體現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因此，必須猛然出現在這個民族即將失去自信的時刻。
即使是巧合，也是一種偉大的巧合。
遺憾的是，中國學者不能像解讀甲骨文一樣解讀藏經洞了，因為那裡的經卷已被悄悄轉移。
三
產生這個結果，是因為莫高窟裡三個男人的見面。
第一個就是“主人”王圓籙，不多說了。
第二個是匈牙利人斯坦因，剛加入英國籍不久，此時受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館指派，到中國的西北地區考古。他博學、刻苦、機敏、能幹，其考古專業水準堪稱世界一流，卻又具有一個殖民主義者的文化傲慢。他精通七八種語言，卻不懂中文，因此引出了第三個人——翻譯蔣孝琬。
蔣孝琬長得清瘦文弱，湖南湘陰人。這個人是中國十九世紀後期出現的買辦群體中的一個。這個群體在溝通兩種文明的過程中常常備受心靈煎熬，又兩面不討好。我一直建議藝術家們在表現中國近代題材的時候不要放過這種橋樑式的悲劇性典範。但是，蔣孝琬好像是這個群體中的異類，他幾乎沒有感受任何心靈煎熬。
斯坦因到達新疆喀什時，發現聚集在那裡的外國考古學家們有一個共識，就是千萬不要與中國學者合作。理由是，中國學者一到關鍵時刻，例如，在關及文物所有權的當口上，總會在心底產生“華夷之防”的敏感，給外國人帶來種種阻礙。但是，蔣孝琬完全不是這樣，那些外國人告訴斯坦因：“你只要帶上了他，敦煌的事情一定成功。”
事實果然如此。從喀什到敦煌的漫長路途上，蔣孝琬一直在給斯坦因講述中國官場和中國民間的行事方式。到了莫高窟，所有聯絡、刺探、勸說王圓籙的事，都是蔣孝琬在做。
王圓籙從一開始，就對斯坦因抱著一種警惕、躲閃、拒絕的態度。蔣孝琬矇騙他說，斯坦因從印度過來，是要把當年玄奘取來的經送回原處去，為此還願意付一些錢。
王圓籙像很多中國平民一樣，對《西遊記》裡的西天取經故事既熟悉又崇拜，聽蔣孝琬繪聲繪色地一說，又看到斯坦因神情莊嚴地一次次焚香拜佛，竟然心有所動。因此，當蔣孝琬提出要先“借”幾個“樣本”看看時，王圓籙雖然遲疑、含糊了很久，但終於還是塞給了他幾個經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