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德是我初中到高中六年的同學，我一直認為他是個少年老成，才華橫溢，卻又生不逢時，始終不得志的個人物。
他對
“文革”及階級鬥爭的認識，肯定比一般人要獨特和深刻得多。他中等偏下的個頭，腦袋很大，四方臉膛，說起話來兩個嘴角一抿一抿的，很穩重很成熟的樣子。
他大概比我大個兩三歲，他一直坐在教室後邊的位置上。我們現在知道坐在前邊的小同學與坐在後邊的大同學的記憶常常是不一樣的。
三十多年過去了，當我們談起往事的時候，我說件什麼事兒的時候，他差不多都能知道；而他說件什麼事情的時候，我幾乎就沒有印象了。
比方我說起那個
“鹹菜缶”的故事，他就有印象；而他說的那個姓桑的同學的事，我就怎麼也尋思不起來，也許我當時就不知道。
坐在前邊的小同學很難知道
“座位後邊的故事”；而你的一舉一動，他卻能一目瞭然。他入團很早，學習很好，在初中一直當班長，到了高中就當學生會副**。
那時學生幹部的職務是很能矜持人的。比方一般高中生，你很難不讓他調皮那麼一下，我在整個高中階段一直喜歡說一句很彆扭的話，叫
“他終於不說‘文學是具有階級性的嗎？’了”。得空就來上那麼一句，不時地就引得鬨堂大笑，自己也能得到一點虛榮的小滿足。
而何家德卻不行，他要做出幹部的樣子，要顯得穩重和老練，那就不能隨便出洋相。
有一次我們一起從學校回家（他家離學校八十華里，我家離學校六十五），走著走著，他突然就來了一嗓子，我們偉大的祖國啊，正處在光輝燦爛的早晨——聲音渾厚、宏亮，完全是夏青味兒的。
因為是走在兩山夾峪間，還帶著迴音，就讓我們為之一震。那是《東方紅》史詩裡面的一句朗誦詞，看完電影之後我們經常學，可誰也不如他學得那麼有氣魄。
他的表情也是那麼虔誠，那麼神往，你覺得他真的是將自己的前途和命運與祖國緊緊聯絡在一起的。
他思想那麼進步，學習那麼好，前途肯定是無量的。後來，我們搞大合唱比賽的時候，他就朗誦：我們偉大的祖國啊，正處在光輝燦爛的早晨——很自信的。
“文革”了，
“串聯”了，我們一起徒步去北京。在走了兩天見到火車的時候，我們學習紅軍兩萬五長征路上不怕苦的決心動搖了。
經過一番爭論之後，我們決定乘火車去。那是我們第一次見火車這種東西，剛擠上去，他即跟人吵起來了——當然是因為擠，聲音很高，底氣很足，道理很充分，給人一個見過大世面的感覺。
我即覺得這是個適應性很強，接受新生事物很快的人。第一次坐火車就敢於跟人吵，且不發怯，讓人覺得他經常坐這玩意兒，將來是能幹點大事業的。
可此後他什麼好事兒也沒撈著，以他的學習成績，他肯定能考上重點大學，但大學不招生；以他的思想表現，他肯定能當個好兵，可人家不要；後來推薦工農兵大學生也沒他的事兒，原因都是因為他有海外關係。
一九七二年我第一次從部隊回家探親的時候曾見過他，他當時好像在公社裡面幹不脫產的電工。
待我一九八二年轉業的時候，他就在村裡幹書記了。喝起酒說起話來，我才知道，他所謂的海外關係，只是他一個本家的大爺在香港做買賣。
他是隻受了他的影響，並未享受到半點實惠。我即想起誰說的一句話來著，你把他往資產階級那裡推，資產階級還不一定要他。
讓我感動的是，他對世道，對他所受影響的原因並沒有半點的怨言，也依然關心國家大事、當前的形勢、改革的前景、國際共運的現狀等等。
他對意識形態領域某些很具體的事情也不陌生，彷彿他吃了飯什麼事兒也不幹，專門關心和研究這些問題。
你與他啦呱，也絲毫沒有農村人孤陋寡聞的那麼種感覺，表現了老三屆們共有的些很好的意識。
你覺得他完全可以幹一點更大的事情。後來，他不幹書記了，搞個體運輸；再後來，就讓一位很有眼光的企業家請出來幹了某總公司的副總裁。
前不久我回家鄉一趟，一瞭解，效益很好，他本人也信心十足躊躇滿志的樣子。
這時我才稍稍心安一點：他終於有了用武之地了，終於有了一個與他的才華相稱的事業了，最終有人識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