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馨想了想，遲疑道：“南京？”
“不，他打算呆在寧波。”
劉馨頓時瞪大眼睛，一臉詫異地道：“寧波？為什麼？”
“因為在他的認知裡面，寧波長期以來都是中國的重要貿易港口(尤其是對日貿易，所以他認為坐鎮寧波就可以掌控大明的貿易，繼而掌控財富，最終掌控天下——就像他在日本時所做的一樣。”
“我……”劉馨以手扶額，搖頭道：“我一時之間，竟不知該如何評價才好。這個計劃實在是太過於荒腔走板了一些，你確定這是事實嗎？”
“這個說法可不是源自於什麼民間傳說，是真有來歷的。”高務實道：“是豐臣秀吉的近侍山中長俊在《組屋文書》中記載下來的。”[注：此來源為《秀吉と文祿?慶長の役》，日本佐賀縣立名護屋城博物館、2007年、43頁]
高務實又笑了笑，繼續道：“山中長俊作為秀吉時代的官方筆桿，負責了續寫《太平記》的後章《中古日本治亂記》的工作，可以說是最接近國家一級史官的存在。
同時，在山中長俊對自己的作品進行增補修訂的最後幾年，秀吉已死，所以我個人認為山中對於秀吉的記載是相對可信和客觀的。因此我認為‘秀吉曾計劃將大本營移動至寧波’這一傳聞也是基本可信的。”
“他真的認為寧波是中國的貿易……主城？”劉馨看來仍然有些不可置信。
“寧波在中國海事領域都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明日海洋關係方面，從宋朝的時候寧波就是主導中日貿易的關鍵港口。
但寧波之所以是豐臣秀吉心目中一個避不開的痛腳，我估計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影響了兩國在海洋問題上的看法，乃至最終影響了各自國運的一場事件：寧波之亂。”
“寧波之亂？”劉馨眉頭大皺：“我似乎根本沒有聽說過。”
“我們那時候的歷史教材好像沒把這事看得很重，似乎我那時候也沒學過。”高務實輕咳一聲，道：“但寧波之亂的確是整個明朝最嚴重的外交事件之一。當時是嘉靖四年(1524年的二月，日本細川氏船隊副使宋素卿伏誅。
這一事件，直接導致了大明朝廷在五年後廢除福建、浙江市舶司，僅留廣東市舶司一處，自此大明與日本的貿易途徑斷絕，從而倭寇滋生，也為後來的‘東南倭禍’埋下了伏筆。
1536年，控制了九州北部和中國地方的大內義隆再次開始派出遣明船。1551年義隆被家臣陶晴賢所滅(大寧寺之變，繼位者大內義長於1556年向大明派遣使者，要求重開貿易，然而大明方面將義長視為篡奪者而拒絕之。
1557年，義長又為毛利元就所滅，大內氏完全滅亡，故貿易重開的希望徹底斷絕，明日貿易轉到寧波近海的雙嶼——這個名字你肯定在令尊處聽到過吧——或是舟山群島進行私下貿易、走私貿易，沿海豪族、官員和商人相互勾結，逐漸演變出規模龐大的走私集團，也因此開展了後期倭寇的時代。
我此前見過一副日本人畫的東亞地圖，這幅圖大致輪廓還是有的，但國家面積大小扭曲得比較厲害。總的來說，就是大明這邊變小了，朝鮮和日本倒是都變大了不少。
在這副地圖上，無論是從細川氏控制的堺港(臨近大坂還是大內家的博多港(後世福岡境內出發，當時的大明三大港：廣州、福州、寧波之中，寧波港都是最近的。”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這下子劉馨終於恍然大悟了，伸出青蔥玉指虛空比劃了幾下，道：“此時的日本，除了遠離日本權力中心的薩摩藩島津家、四國島長宗我部兩家之外，包括豐臣秀吉在內的日本高層對於海洋幾乎一無所知。
這些人想要遠渡重洋去征服朝鮮甚至大明，能繼承的只有在海事斷絕的這70年間進行走私貿易和掠奪的倭寇、商人們的航海經驗——處於這樣的情境下，當豐臣秀吉認為自己需要建立一個背後就是日本本土補給命脈的大本營時，怎麼可能不選擇寧波？”
高務實哈哈一笑：“一說到軍事你就明白了？”
“不，我看是一說到地理我就明白了——這就叫專業。”劉馨眨了眨眼，自我調侃道。然後頓了一頓，又問：“好了，我看現在咱們對豐臣秀吉的情況已經推測得差不多，那麼問題來了：我們能從這些推測之中捕獲什麼有用的資訊？”
“有用的資訊麼，我看有這麼幾點。”高務實道：“其一，豐臣秀吉控制日本，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財力而非戰鬥力。
其二，豐臣秀吉之所以發動戰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手下人賞無可賞，而他又拿德川等人沒辦法，故不得不從侵略來想辦法。
其三，豐臣秀吉死後，如果沒有秀次在，則德川家康勢必崛起，而西軍打不過他。”
劉馨想了想，皺眉道：“有了豐臣秀次，西軍就能打得過東軍了？我記得你方才說過，豐臣秀次此前曾經大敗給德川家康，甚至還搭上了一位名將。”
“我沒說有了秀次就一定能贏，我說的是沒有秀次一定會輸。”
高務實輕哼一聲，道：“關原合戰時，西軍最大的問題有兩個：一是眾所周知的人心不齊，這一點如果有秀次在，至少會比歷史上要好一點；
二是大坂城裡的豐臣秀賴及其母親對兩軍戰事不做干預，導致豐臣家的‘朝廷’主動放棄了日本控制權——無論是在名義上，還是在實際上。”
“嗯……那你想做什麼？”
高務實摸了摸根本沒蓄鬚的下巴，嘿嘿一笑：“我嘛……我想試一試，看能不能玩一手借屍還魂、鵲巢鳩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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