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受到街頭無賴和歹徒的襲擊之外，華人還受到體面階級的另一種形式的打擊。1882年的《排華法案》大大地削減了華人移民來美的數量，其他新的法律先是禁止在美華人歸化為米國公民，接著又把公民身份當做從事多項職業甚至擁有土地的先決條件。
1854~1874年有一條法律禁止華夏人在法庭上提供不利於白人的證詞，這實際上等於公開宣佈可以任意凌辱華人，華人遭到搶劫、傷害和攻擊時，法律是不管的。
華夏赴美移民的大門幾乎徹底被關閉，這給在美的華人帶來了深遠的災難性後果。因為早期的華人移民差不多都是男性，所以對絕大多數在美的華人來說，過正常的社會或家庭生活的一切希望就全部落空了。
許多華人在國內有妻子兒女，終生難以見面。由於就業機會受到嚴格的限制，許多人付不起回國恢復正常生活的盤纏。來米國的旅費尚可以待抵美后做苦工去墊付，但從米國回國—是到歐洲路程的兩倍多—則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作為旅居者來美的許多人，就這樣被永久地困在了米國。另一些本打算和家人在美定居的人，現在既不能把家人帶來，本人也無法成為米國公民，真是進退兩難。
舉凡華人被容忍的地方，都屬那裡的職業急需人手而魄又不願意去幹的地方，例如礦區的廚師和洗衣工，或城裡人家的僕人。早期的華人也充當田間農工，早出晚歸，工資卻很低。1870年，加利福尼亞州110的農場勞工是華人，而到19世紀80年代中期，過半數的農場勞工都是華人。事實證明，在農田裡幹活，華人比白人更勤勞，也更認真。在修築鐵路時，華人很苦幹，集體鋪軌時有堅韌不拔的毅力，名華人勞工就修建了太平洋中央鐵路。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們被侷限在狹小的就業範圍之內，但他們在這些行業中取得了成功，後來當機會終於到來時，他們又向別的領域擴充套件。而後來的華人之所以能成功，基本上取決於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他們比別人多幹活，並受過更多(也更良好)的教育。
隨著時間的推移，華夏人離開了或被趕出了礦區、農田和鐵路。他們大多在加州的一些城市裡安頓下來，也有一些人往東部搬遷。那些僱用華人的米國老闆，時常受到騷擾和威脅，所以華人就業無門，只能自謀出路或者去做家僕。
在幾十年的時間內，他們的主要職業就是開洗衣店。華夏餐館是另一項就業渠道。這些餐館大都坐落在華人社群或唐人街，竭力讓人感到不是在與白人競爭。甚至時至1920年，在米國有一半以上受僱的華人在洗衣店或在餐館幹活。洗衣店的數量遠遠超過餐館的數量，因為洗衣店不需要很多的本錢，也不要懂多少英語就能開張。儘管被嚴格地限制在這兩種職業領域，華人還是藉此而獲得了成功。
華人的手工洗衣店成為米國一項不可或缺的行當。華夏餐館供應的食品也是如此，炒雜碎、炒麵、炒飯，雖然樣樣都不是地道的華夏菜，但卻成了米國人喜愛的佳餚。除此之外，唐人街還開了華人食品雜貨鋪，提供各種符合華人胃口的食品。
即便是在他們狹小的圈子裡，華人仍然繼續遭受法律的騷擾。華人開辦的或按華夏方式經營的企業，被課以特別稅和附加費。例如，在19世紀的舊金山，對那些不用輕便馬車將洗好的衣服送還顧客的洗衣店所徵收的執照費，就要比一般的高得多，而且，華夏人用扁擔挑著籃子送衣服的方式，也被認定是違規行為。
面對無處不在的歧視，華夏人的反應是退避三舍，儘量不惹人注目，和身處隔離區或籬笆牆之內的歐洲猶大人很相似。唐人街發展了自己的組織，並推舉出頭目來處理自身的內部事務，除非萬不得已，決不求助於當地的米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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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形在亞洲和其他地區的華僑中間也是普遍存在的。在米國，華人首領故意避開法庭和整治舞臺。這樣做之所以可行，部分是因為米國的華人都住在自成一體的社群內，大家都來自華夏某個省的同一地區。在這些飛地上，他們原原本本地保持著華夏的傳統文化價值，而這一套在華夏本土卻已在瓦解。
也許早期華夏移民的最大悲劇，就是這個如此重視家庭的民族被剝奪了在美組成家庭的可能性。1882年，米國單方面地降低華夏人移美的數量，結果造成華人兩性比例失調，其程度之嚴重，超過任何別的種族。1860年，在美華人的男女比例約為20∶1，到1890年更上升到27∶1。
很明顯，在這種情況下，許多早期的華人無從繁衍後代。這意味著，華人作為一個種族群體，融入米國文化的時間被耽誤了。在米國出生的第二代華人幾乎沒有，直到1940年大多數華人仍然不是在米國出生的，所以無從透過學校來學習英語和米國習俗，更談不上像其他種族那樣有第二代孩子來幫助其父母去適應米國文化了。
華人男子常被困在米國，既不能過正常的家庭生活，又因為貧困而不能返回祖國。在一個既不為人所需而他們自己也不想待下去的國度裡，數以千計本來就沒有打算終生留居米國的華人，孤獨地度過了他們的一生。
猶如在華夏一樣，家族在米國的華人中勢力很強大。家族的首領既有經濟實力又有社會影響。一個華裔商人通常掌握著一個家族的領導權，在商店附近為其族人提供住宿，給他們以接濟、關照和庇護，也幫他們開啟門路。因為在米國華人人數比較少，一些家族就聯合起來成為一個大家族。家族保守生意上的秘密，並限制新商店、洗衣店和餐館的開辦。不同的家族統治著不同城市的唐人街。
除了家族之外，還出現了各種各樣的互助組織。這些組織起到就業介紹所、輪流借貸協會、調解機構和社會團體的作用。因為這種互助組織有多項功能，所以它能贏得華人的尊重或認可。沒有這種組織，這些流落異國他鄉的苦命人就將失去許多必需的服務和享受。各種華人互助組織最後終於合併為華人慈善總會，一般稱做“六公司”，神盾局暗中高價收購了這些公司後，形成唐人街的統一聲音，併為在米國的所有華人說話。
按照米國標準，這些人仍處在貧困之中，但按華夏標準，他們已經很富裕了。1938到1947年，每年從米國寄往華夏的匯款平均達700萬美元。隨著滯留在唐人街的華人旅僑年事漸高而去世，另有一些較為幸運的人籌集了足夠的錢而返回祖國，他們的亞文化也就逐步瓦解了。
紐約唐人街有一半以上的男子在餐館裡幹活，34的婦女在唐人街的服裝店裡踩縫紉機。在紐約的唐人街，生活在貧困中的家庭的比例是該市平均數的兩倍。因為長時間地工作，特別是多在晚間營業的餐館裡幹活，許多移民家庭在一起進餐的機會很少，整個星期也沒有幾次。家裡沒人管，孩子是在馬路上長大的。
二站時勞力短缺，這為華人提供了許多新的工作機會。許多華人拋棄了唐人街的傳統行當，轉而投身於這些新的工作。勤奮的工作習慣和無須老闆監督，這是第一代來美華工的特點。歧視性的障礙一旦拆除，這些品質就成了勞工市場上起決定作用的有利條件。在鳳凰公司成立後，華人從事專業工作和經商的人數，已經超過了從事體力勞動的人數，很多美籍華人的平均收入超過了其他米國人。
炎黃聯盟突然崛起，隨著投資鳳凰公司賺了一大筆的華人開始分散居住了。大多數賺了錢的美籍華人已不再住在唐人街，唐人街的居民只是那些早期移民當中因無法去南洋而被困在米國的上了年紀的老華僑，以及那些重蹈早期華人貧困經歷的新一代華人難民。
這些難民在華夏餐館或輕工業部門幹活，工時長、工資低。上了年紀的老華僑和新來的難民的存在，突出了下述兩個矛盾的事實：一是儘管美籍華人作為一個整體，投資鳳凰公司的華人工資高於全美平均數，但是唐人街低收入的華人卻特別多；二是儘管美籍華人作為一個整體，所受教育的水平(和質量)高於一般水平，但美籍華人當中的文盲比例卻遠遠高於全美平均數(是默的好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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