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小寒趕到醫院時，給我們打電話的小夥子在走廊上坐立不安，在廊上踱步，雙手不停地扣在一起，神情焦急。他身上穿著酒店服務生的深色制服，褲腿上和外套上一塊塊暗黑色的東西。應該是血跡留下來的，我和小寒匆匆迎上前去，瞥了一眼手術室門口，手術中三個字亮堂堂的，那名男子擰著眉頭看我們，問道，“你們是家屬？”
“是，人怎麼樣了！”我著急地說，“他受什麼傷了？”
“他在我們酒店自殺，我去客房服務的時候看到的。趕緊送來醫院了。”
我和小寒都一陣驚呼，“自殺？！”
“不可能！”小寒激動地說，“不可能自殺，我最瞭解他了，他怕死得很。不可能自殺！”
那名男子警惕地看了我們一眼，悻悻地說，“這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我已經報警了一會兒警察來了我做完筆錄就回酒店，你們去辦手續吧。”然後他從兜裡掏出一支手機遞給我，“喏，這是他的手機，不過沒電了，你們收著吧。酒店房間現在封鎖起來了，等警察去看過以後，你們就能去拿走他的東西了。”
他說完。手術室內匆匆出來一個全副武裝的護士，喊道，“誰是家屬！”
我和小寒迎上去，護士遞給我們一張紙。叫我們簽字，護士全部武裝只剩下眼睛。看不清楚表情，“情況有點危險，你們家屬別四處亂跑，就在這等著！”
護士說完這一句，拿著簽好的單子進了手術室，留下我和小寒人心惶惶，面面相覷，一顆心被掉在嗓子眼兒，連呼吸都沉默了。小寒平時是最有主意的人，現在也蒙了圈，拉著我的手懷疑地說，“怎麼回事？他不是跟我說去英國學習了嗎？怎麼會在北城自殺？到底遇上什麼事兒了！”
我和小寒心裡有一萬個為什麼，但這一萬個為什麼，只有阿森能給我們答案。
沒過多久，警察趕到醫院，他們已經去酒店現場看過了，沒發現任何異樣，調了酒店的監控錄影，沒有發現任何可以的痕跡，酒店房間裡只有阿森一個人住，沒有客人往來，期間只出門一次，之後便呆在房間內。
“我去前臺翻了記錄，他是兩天前入住的酒店，當晚我正在樓層客房服務，他剛好從電梯進來，似乎肚子疼，走路扶著牆，站不穩的樣子，我曾上前問他是否需要幫助，但他拒絕了，我幫他開了門過後就走了。”那名男子說。
我們現在坐在醫生臨時讓出來的辦公室裡做筆錄，警察叫了一個人跟過來，我便過來了，小寒守在手術室外面等著。
警察說，“你發現他時是怎樣的狀況？你怎麼發現的？”
“因為他只登記住兩天，前臺就打電話問要不要續房，但房間電話沒人接，前臺就讓我去看看，我一開啟門便聞到一股血腥味，我喊著林先生，但是沒人回答，然後我找遍房間都沒找到人，但是他的包和衣服都在房間裡，我猜想他在洗手間，結果我一推開洗手間的門”他頓了頓，吞了口唾沫，鼓足勇氣似地說，“就看見他倒在地上，手腕割破了，血流了一地”
我心慌慌地聽著他陳述，心頭像是被刀扎似地，阿森那麼強勢勇敢的人，怎麼會選擇割腕自殺？我想不明白。我緊緊拽著挎包帶子，緊張地看著他，警察一一記錄下來，又問，“還有什麼情況？一併交代了。”
“他應該用的是水果刀割腕，當時那把刀就掉在他身下不遠處。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當時我立即試了試他的鼻息，發現還有氣，便馬上呼叫前臺打電話給120，然後報了警。之後的情況，您都知道了。”他說。
警察記錄完，那名男子悻悻地問，“警察先生，我可以先回去嗎？我酒店還有工作要做”
“你可以走了，但最近電話保持暢通，我們可能隨時聯絡你瞭解案子情況。”
“好，我明白。”
而後那名男子便走了，警察接著問了我一些情況，我都如實說了，最可以的是阿森明明說去英國了，怎麼還留在北城？我說了這個疑問，但警察說，可能他早就準備自殺了，說去英國，只是一個幌子，和我們分開的幌子。
警察說經過現場的判斷和酒店的監控，初步斷定是自殺，他們已經提取了刀柄上的指紋回去比對，出了結果會馬上通知我們。
而等我做完筆錄回到手術室時，手術室的燈忽然熄滅了，小寒原本坐在椅子上，猛地站起身來，我趕緊跟上去，沒過一會兒，手術室的推開了，醫生和護士走出來，對我們說了電視裡最經常看到的那句話，“對不起，我們已經盡力了，請節哀。”
大約是看慣了生死，醫生說這句話的時候沒有一點溫度，明明是一句悲憫的話，從他嘴裡說出來卻是淡淡的，毫無感情的。他轉身要走，小寒立即抓住他手腕兒，瘋了般說，“不可能！不可能！他不會死的！你不是醫生嗎？你救死扶傷，那你把他救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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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呆滯地站在一邊，和小寒的反應完全不一樣，我怔怔地站在一邊，醫生那句話想慢鏡頭重播似地，一字一句地在我耳邊重響，縈繞，我眼前開始恍惚，朦朧，到最後看不清人影，雙腳忽地失去力氣，一邊的護士連忙扶著我坐在椅子上，溫聲勸慰道，“請節哀。”
醫生還是走了，沒過多久，護士推著蓋著白布的遺體出來，要送往太平間，我和小寒都不禁撲上去，看著阿森緊閉的雙眼，失去血色的面孔，還有緊抿的嘴唇，心裡那種悲慼忽然爆發出來，兩個人都哭得驚天動地。
剛做過筆錄的警察去和醫生詢問情況，最後也走了。就剩下我和小寒孤單地留在醫院裡，跟著護士將遺體送往太平間。
我不知道該怎麼描述那種感覺，冷森森的，陰氣逼人。小寒說我懷著孩子，不許進去，叫護士帶我去辦公室坐著，她一個人跟著護士把遺體送進去，並且在裡面呆了很久才出來。出來時，她雙眼已經紅腫得像兩顆桃子，她怕別人看見，掏出包裡的墨鏡帶上，冷靜地說，“打電話給他家人。”
我們從醫院離開後，先回了小寒的住處找到充電器給阿森手機充電，期間我打了電話給林蝶，她接到電話後匆忙趕來小寒家，和我們一起商量。
令人奇怪的是，阿森手機裡並沒有任何家人的聯絡方式，最親密的稱呼就是我和小寒，一個是大老婆，一個是小老婆，其餘的人都是些經紀人還有普通朋友，我們挨個打了過去，都說不知道他家人的聯絡方式。
而我和小寒雖然和阿森認識好幾年了，但他從來沒有跟我們說過家人。我們只好求助警方，在酒店的遺物中找到阿森的身份證，用身份證上的地址調查到他戶口所在地，透過當地民警找到他的家人。
而他家裡人，只剩下一個年邁的爺爺。
他爺爺趕來北城時，已經是一天後，小寒接到老人家時，老人已經哭得眼睛都腫了，我們帶著他去了太平間見最後一面，然後將遺體送往殯儀館進行火化，老人堅決要將遺體送回老家安葬，說葉落歸根。我和小寒都沒有理由反駁，只能從了老人的想法，由小寒幫忙送老人和阿森的骨灰回家，我沒有去，長途跋涉對於一個孕婦來說太艱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