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博？沒有啊。”我心一沉，隱約感覺到問題的嚴重。
我被捕於九八年三月十八日，而最高院在當年的五月九日頒佈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對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標準作出了相應修改。
我挪用公款的數額如果按照修改前的條款，屬於數額巨大，而新規定則是屬於較大，雖只一字之差，但在量刑上卻有很大的差異。真不知道自己這是幸，還是不幸？
但是如果適用新法律條款，如果丁子豪將我挪用給他的錢用於經商，那便屬於挪用公款進行營利活動的範疇。但如果他是拿去賭博，再推說我知道，則屬於運用人和挪用人共謀，將挪用的公款用於非法活動，那我的罪責可就大了。
除了小文在悶頭記錄，張衛民和周曉陽都一瞬不瞬地盯著我，大概想從我的微表情變化中判斷我剛說的是否是實話。
“你們所保險櫃的鑰匙，除了你，還有別的人有嗎？”這問題切換得有些快，我只得將我的思路隨著他的發問跳轉。
“這個我不確定。”
在我去律師事務所工作以前，所裡的賬目都在司法局會計手裡掌管，保險櫃是在我接手所裡的賬本後購買的，是那種手動轉碼鎖的老式保險櫃，一共有兩把鑰匙，都在我手裡。
我第一次接觸保險櫃，不會用，所以，開鎖密碼始終是購買時的原始密碼。
每天下班前，我都會把所有的賬本、印章、收據和支票之類的東西鎖進去，包括黑賬的。
之所以對張衛民說不確定，是因為我陪一個朋友去商場裡選購保險櫃時，恰巧見到了幾臺與我們所同款的，問過售貨員才知道，那種保險櫃都是配備三把鑰匙。
當時我曾懷疑過，是否還有一把鑰匙在李士蓉或者別的什麼人手裡。
所以，每次下班鎖保險櫃時，我都會在保險櫃內外做出各種不同的記號。第二天上班，我留心看了下，並未發現有被人動過的跡象，幾次三番後，我便放鬆了警惕。
我知道，張衛民不可能無緣無故問我這個問題，直覺告訴我，另一把鑰匙一定是在李士蓉的手裡，而她當初給我的那些封口費的存單，想來她早已看到了。
年齡是擁有智慧的代價，任憑前世的我比同齡人再聰明謹慎十倍，也不是年齡雙倍於我的李士蓉的對手。
接下來的一些問題，都集中在李士蓉給我的封口費上，我拼力回憶，謹慎回答，因為我知道，這部分錢屬於貪汙的範疇。
一直到審訊完，張衛民才告訴我，丁子豪早在一個月前就釋放了。見我沒有任何吃驚的表情，他眼中快速地閃過一抹惋惜。
其實相比李士蓉的問題，我的要簡單得多，只不過在案發前，為了掩蓋我挪用公款的行為，我將賬本修改得一塌糊塗，他們需要從我嘴裡知道原始記錄。
在提審室裡整整待了一個下午，被雨水淋溼的衣服也被我的體溫烤乾。
外面的雨還在下著，烏雲壓得很低，還不到五點，感覺天就已經黑了，真不知道這雨要下到什麼時候才會停，地上已經蓄滿一汪汪的水坑。
回去的時候，周曉陽讓小文替我打著傘，一直將我送到高牆下的大鐵門處。
其實，這根本就沒必要，因為從鐵門到監室走廊還有一段不短的路，感覺周曉陽這次返崗，對我的態度較以前改變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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