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監控錄影上看，孩子們原本是在酒店裡玩捉迷藏，後來突然被富商女兒召集到一起，然後自己走出了酒店，坐上了一輛停在酒店門口附近的轎車。
整個過程並沒有拍到任何人有跟幾個孩子産生過接觸，那麼，綁匪是如何令孩子們自己主動離開酒店坐上轎車的？
“閆冧，當年科技股票操縱案逃脫判刑的高管，也是操盤總指揮。閆冧在前幾年參與到p2p的創投成立中，公司成立後大肆從銀行高管以上級別挖人組建自己團隊，開始轉投大標，實際上存在內部問題，高管收回扣，投資差標。二零一四年年底投資接連爆雷，出現大量壞賬，一五年閆冧的合夥人借殼推動上市，閆冧卻在這時候抽身離場。一八年p2p大量暴雷，一九年監管整頓網際網路金融行業，但由於閆冧早於幾年前提前離場，於是再次從p2p經濟案中成功脫身。”黃正啟向沈藏澤報告剛調查清楚的閆冧個人背景，在監控室裡的好幾名刑警都皺眉露出了嫌惡的表情。
這個閆冧，毫無疑問就是靠吃人血饅頭積累的個人財富。
跟其他人比起來，沈藏澤卻是面無表情地透過監控看坐在詢問室裡等候接受問話的閆冧，語氣冷硬：“又是科技股票操縱案。”
正在翻看初步案情記錄的林霜柏，在看到贖金金額後目光頓住，道：“沈隊，這個贖金金額有點問題。”
沈藏澤雙臂交叉在胸前，道：“你說。”
“贖金金額，捌仟壹佰壹拾捌萬捌仟肆佰伍拾壹元叄角貳分。”林霜柏用手指點了點手上的案情記錄檔案，“一般情況下，勒索綁架案中的綁匪要求贖金少則說幾十萬，多則幾百幾千萬，瘋狂的綁匪甚至可能要求過億的贖金，但是，無論他們要求的贖金是多少，基本都不會報出這樣精確到分位的贖金金額，而且，還是用會計等金融行業人士才會使用的表述方式。”
沈藏澤一聽就明白了林霜柏的意思：“這個贖金金額有問題，綁匪不是在單純索要贖金。”
“沒錯。”林霜柏說道，“這個贖金金額要麼跟當年科技股票操縱案有關，要麼就是跟p2p經濟案相關。而這個案子，也絕對不是單純的綁架勒索案，有極大可能是當年的受害者製造的複仇案。”
“去查，科技股票操縱案和p2p經濟案裡面，有哪一筆賬目的金額能跟贖金金額對上號。”沈藏澤立刻就跟黃正啟下達指示，緊接著又看向林霜柏：“你認為有沒有可能，是直播自殺爆炸案的犯人再度犯案？”
林霜柏沒有馬上回答，幾秒後才說道：“不排除這個可能性，但，目前證據和線索還不完整，不適合貿然下判斷。”
“還有一點，贖金金額不小，可是閆冧在沒有報警的情況就先行交付了贖金。在我們之前，經偵已經來問過閆冧的話，但是閆冧不肯說清楚自己交付贖金的方式，這贖金的交付方式大機率不合法，恐怕閆冧會為了避免被經偵以此為由進行其他調查而拒絕配合我們的調查。”沈藏澤已經看過了經偵的問話錄影，也跟經偵那邊談過，閆冧是直接拒絕坦白自己如何向綁匪交付贖金，並且還聯絡了律師，接下來的問話未必就能順利。
再加上案件涉及的其他幾個被綁孩子的父母也同樣是生意人，不可說的地方必不會少，接下來能跟警方坦白多少都是個問題。
這個案子的調查，不見得會順利。
幾個孩子被綁架，卻竟然都選擇了不報警，這本身就已經表明了這幾對受害者父母的態度，即使現在閆冧的女兒被撕票，警方介入調查，這幾對父母之間是否有達成其他協議，又是否會跟警方坦白實際情況，這些都是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事實就是，綁架勒索案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受害者親屬會出於種種原因和顧慮而選擇不報警，而這往往也造成警方無法實施及時的搜查解救行動，耽誤黃金救援時間。
“說真的，我不想責怪這些受害者家屬，但是，他們到底知不知道，綁架案是有二十四小時黃金救援時間的，親人朋友被綁架，最好的辦法就是立即報警讓我們警察展開行動。”在監控室後方的王小巖語氣有些沖地說道，他是真的很難接受這些父母拖了那麼長時間都不報警的行為，“這種綁架案，二十四小時內被綁架的受害者通常還沒有被轉移到更隱蔽的地方，而且多半也還沒受到太大傷害。我們警方也可以在這段時間內採取最有效的搜救和解救行動，不管是通訊裝置的定位還是找目擊證人、搜尋周邊地區等等去找受害者，都還有很大可能效能救回受害者。可一旦過了二十四小時，受害者被轉移到更隱蔽的地方，我們警方救援的難度會增加不說，大多數的案例也都是受害者受到嚴重的身心傷害甚至直接被撕票。”
沈藏澤沒有回頭去看自己隊裡這個總是容易太過沖動的新人刑警，只以極其嚴肅的語氣說道：“王小巖，這種綁架案，我們不僅要站在犯人的角度去看案件，也要站在受害者和受害者親屬的角度去嘗試去理解他們的行動和感受，你是警察所以知道有二十四小時黃金救援時間，知道報警才是最好的救回受害者的方法，可他們不是，他們只是普通市民，沒有那麼多相關專業知識，只能透過自己現有的知識和對情況的理解做出自己認為正確的判斷。對受害者和受害者親屬有過高的要求，本身就是一種錯誤。更何況這個案子的實際情況，遠比你口中的一般綁架案更複雜。”
無論是任何情況下，其實都不該過度聚焦在受害者或受害者親屬的行為或是失誤上，錯誤的聚焦與討論只會讓人將目光集中在受害者到底做錯了什麼又或是做錯過什麼上，然而，受害者及受害者親屬到底“做錯”什麼從來就不該是被關注的重點，真正應該被關注的是犯人或者說兇手做了什麼。
所謂法律，能維持社會和部分世界的秩序卻未必就能真正制裁所有罪犯，而被法律保護的人也無權譴責受害者及受害者親屬，更加加深受害者有罪論的慣性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