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清河縣地界的慶林寺，這是一座建立於北宋的寺院，距今已經有八百年的歷史了，經過四日的奔波，曹變蛟護著定王、永王來到了這裡，祖大樂他們率領的大軍就駐紮在此，匯合了大軍，曹變蛟的心裡也就踏實了。
“大帥，你終於回來了，兄弟們都是擔心壞了，這幾日隱藏在此，都是擔心不已，你要是在不回來，兄弟們就準備北上去救你了！”
一見面祖大樂也是鬆了一口氣，帶著五千人埋伏在這裡，他也是壓力很大，擔心大順軍發現他們，到時候他們若是守不住，曹變蛟就失去了接應的兵馬，如何是好，而且他們所帶的軍糧只有半個月，到現在也是不多了，再耽擱下去，他們也沒吃得了，好在曹變蛟終於是平安歸來。
“我這不是回來了嗎，這一次總算是不虛此行，雖然太子沒能救出來，但是救出了永王和定王，只要我們帶著他們南下登基，那我們就是定策功臣，這筆買賣做的值當啊！大樂，你派人立即分別趕赴承天府和定遠縣，讓曹鼎蛟堅守城池，不必再戰了，另外讓翁之琪的水師立即順江而下趕赴安慶，派人告訴定遠的黃得功，若是他還認我這個大帥的話，讓他秘密率兵趕赴徐州接應。”
“末將這就去辦！”祖大樂也是連忙去安排此事了。
這一次擁立新君，曹變蛟必須要謹慎，而要想保證順利，就必須要有武力的支援才行，這不是政治，這是看誰的拳頭硬了，嘴皮子扛不住槍桿子，曹變蛟自己的手中已經有近七萬兵馬，加上黃得功手中的兩萬兵馬，那就是九萬之眾，另外漢陽的左良玉跟他交情還不錯，相信左良玉是不會跟他對著幹的，左良玉現在年老多病，也沒有多少豪情了，無非是想要一點利益而已，很容易就可以拉攏過來，只要順利的話，曹變蛟是不會擔心任何人的，畢竟永王和定王可是他從闖賊環伺的北京城救出來的，擁立他們，也是符合大義的。
北京丟了，大明皇帝朱由檢死了，但是大明朝並沒有傾塌，李自成想傳檄而定也是不可能的，比於以往的王朝，明朝最顯著的特色莫過於，它有兩個首都。這當然要感謝明成祖朱棣，朱棣遷都北京之後，在南京保留了所有的官府機構，可以隨時作為應急國都，當初朱由檢不是不想遷都，奈何大臣們怕事後擔責任，所以不敢提議，讓朱由檢錯過了這個機會，但是就算是朱由檢南遷了，也不可能重整舊山河，這是他的人品能力決定的，他就不是中興之主，他的性情將大明朝一步步拖垮，這是他這人的悲劇，也是大明朝的悲劇，大明亡國，他是責無旁貸的，什麼非亡國之君，卻當亡國之運，也就是一句戲言爾。
三月下旬，北京失守的訊息傳到了淮安，南京很快也得知了這一“噩耗”，留守南京城的諸大臣集議事堂，相向攢眉，竟無一人日開一語，或仰視屋之罘罳，咄嗟而已，情緒激動者竟以靴尖蹴地作嘆息聲，各自散走，以為常事。遭此亂局，南京的六部大臣們都不知道怎麼辦了，因為除了得知北京陷落以外，再無其他訊息，皇帝如何、太子安否，均是杳無音訊，就是北上勤王，也得有一個地方，皇帝現在都不到在哪裡。
由於皇帝和太子下落不明，為了防止謠言四起，混淆視聽，南京六部聯合發文禁止談論此事，加強了南京的防務，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提督南京軍務忻城伯趙之龍也是在商議之後，派十幾路斥候北上打探訊息，他們在南京積極準備迎駕事宜。
因為在兩個月之前，皇帝還曾經派人前來巡視，有意做遷都之事，他們知道北京城岌岌可危，極有可能不保，已經作了從海路迎接太子朱慈烺來南京監國的準備。他們只能希望皇帝已經逃出來了，至少太子應該安全南下了，否則該怎麼辦，他們還真的不知道。
幾日之後，北上前往探聽訊息的斥候還沒有回來，一個訊息流傳開來，說是崇禎皇帝朱由檢已乘舟由海道南下，太子也從間道得以逃出，南京的官員們信以為真，一個個喜形於色，奔走相告。誰知第二天而拿下南逃的人卻是毫無徵兆的來到了南直隸，將崇禎皇帝朱由檢在萬壽山自縊殉國的訊息帶來了，還有太子也被李自成抓住了，這個訊息一傳開，已經無法禁止，整個江南立刻是人心動盪，不知所措，皇帝沒了，太子沒了，南京的朝廷怎麼辦，朝廷既已全部覆亡，作為留都的南京很自然地成了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這裡當政和在籍的大臣如雷轟頂，頓時亂成一團，對於他們來說，當務之急是立君。
由於崇禎帝的三個兒子都被大順軍俘獲，未能逃出北京，在沒有直系皇位繼承人的情況下，南京及其附近地方的大臣、勳貴、太監和擁兵自重的將帥就在擁立哪一位藩王的問題上展開了一場勾心鬥角的爭執，誰來發號施令，各方勢力也是開始積極謀劃起來，因為這關係到所有人的利益。
以血統親近而言，崇禎帝的祖父神宗朱翊鈞的子、孫還有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瀛；神宗兄弟的兒子則有潞王朱常淓。按照倫序來說，自然應該首先考慮福王、桂王、惠王。而在福、桂、惠三王中朱由崧又處於優先地位，這是因為：第一，三親藩中福藩居長；第二，桂、惠二藩比崇禎帝高一輩，援弟終兄及繼統更為適宜；第三，桂、惠二王尚在湖南，距南京較遠，福王卻近在淮安。福王朱由崧在倫序和地理上佔了明顯的有利地位。淮撫路振飛遺書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謂倫序當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
然而，江南士紳中的一部分東林黨人卻從私利出發，強烈反對由福藩繼統，原因是朱由崧的父親朱常洵，從萬曆到天啟朝廷上圍繞著儲君問題展開的“妖書”、“梃擊”、“移宮”等轟動一時的案件都同老福王有關，何況正是由於東林黨人的力爭，神宗希望立福王朱常洵為太子的圖謀才化為泡影。他們擔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舊案，自己在政治上將會失勢，東林黨魁首禮部侍郎錢謙益兩次從原籍常熟趕往南京，以“立賢”為名，到處遊說，提議迎立潞王朱常淓。南京兵部侍郎呂大器、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右都御史張慎言等人都是積極響應，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是傾向於東林黨的人物，他內心裡對擁立福王有所顧忌，但又認為應該按倫序迎立神宗的子孫，始終搖擺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