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如今，李弘既然答應了大津皇子，同意那二百遣唐學子來弘文館受學，那麼在教授經史子集之餘，是不是應該再教授一些別的呢？
按照他剛才對大津皇子的旨意，以後倭國皇室在祭拜先祖、天神時，首先要先拜大唐皇室，那麼就應該有個名正言順的論據才行。
所以，大唐的歷史教科書便出現了，而且是專門針對倭國、高句麗、新羅、百濟的歷史教科書，便在這個時候形成了一種的文化姿態。
先秦徐福自然而然的被大唐在教科書中所推崇，而由徐福引發下來的史書記載，則是讓顏昭甫與蘇敬，從先秦古典中找出更多大量的，關於徐福與倭國、平原廣澤（九州島）之間的主從關係，從而使得倭國乃徐福之後的記載，深入倭國錢塘學子的內心，變得更加難以被撼動，成為他們血脈之中的文化屬性。
大唐時代，僧人與僧人之間，民間與民間、官家與官家之間本身來往就很密切，而且，這個時代的人們，為了彰顯兩國關係的友好與親近，無論是倭國人，還是唐人，在相談時，則都會提及徐福此人，以此來顯示倭國與大唐的親密關係，從而博得大唐對倭國的好感。
但從來沒有人想過，把他當成一種文化，直接灌輸給倭國人，從而等待百年以後，或者千年以後開花結果。
所以，李弘在尋思良久後，便想著從更深、更遠的文化與歷史中入手，而後把徐福的事蹟列入到倭國百姓的血脈之中，從而在不久的將來，讓徐福或者大唐皇室，替代他們的天神，成為他們的神！
當然，這個目標根本不可能是一天兩天實現的，文化的傳承就像莊稼的播種與收割一樣，你首先需要在合適的土壤中，撒下能夠成活的合適種子，而後再耐心的經營、灌溉、打理，才能期待著有朝一日結出你想要的果實。
高句麗、新羅、百濟同樣被李弘如法炮製，如今這三國，也開始學著倭國，往大唐派遣學子來學習一樣，每年都會有大量的學子來到長安或者洛陽，或者是在幽州等地受學。
所以，李弘更加不可能讓上一世，舉著無恥的棒子，剽竊中華文化的賊子，再有得逞的機會。
這個時候給他們種下華夏民族乃是他們祖宗的觀念，想必以後要是再剽竊，就是不孝、不忠，大逆不道了吧。
箕子是中國商朝末年遺臣，名胥餘，稱箕子（畿內采地之爵）。
箕子與比干微子並稱為商紂王時期的‘三賢’，也就是孔子在《論語·微子》中稱讚的“三仁”。
《漢書·地理志》記載，箕子入朝鮮後，帶去了先進的殷商文化。
他以禮義教化人民，又教給耕織技術。受殷商文明的影響，朝鮮半島社會有了迅速的進步，也產生了他們最早的成文法——《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
當李弘把這樣的想法，與如何形成傳承文化，一直傳承給高句麗、新羅、百濟、倭國，告訴顏昭甫與蘇敬時，讓他沒想到的是，兩人竟然眼睛亮的放光。
像是在荒野裡餓了好幾天的狼見了羊一樣，露出了極度貪婪、狂熱的味道。
更讓李弘高興的是，顏昭甫的叔父顏師古，當年還曾經為《漢書》作過注！
那麼如此一來，由他與蘇敬來編纂一本關於箕子與徐福，傳播文化，成為四國先祖的教科書的事情，則就是變得是那麼的順其自然與名正言順了。
李弘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高興過，文化的傳承與播種，看似極為簡單的事情，但是想要把他紮根實現，等待著開花結果，無論對於哪一個民族來說，都是一件極為龐大的工程，而李弘這樣做，只不過是一個開端而已。
遠在萬里外的戴至徳如今在土蕃已經快十年了，但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是慢如龜速，想要用一種文化取締另外一種文化，哪怕是那種文化落後的剛剛開始，還處在萌芽狀態，但其過程也是極為艱難與複雜的。
中華文化的偉大以及他強大的融合性，自然是李弘的信心來源，放眼大唐周邊，哪有一寸土地，在歷史的長河中，沒有受到中華文化的影響？
只不過是影響多少而已了，而他現在所做的，不過就是把這種影響力，捆綁著人為的播種痕跡，加大力度的播種到大唐的周遭，從而形成一個真正的大中華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