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道簡單的算術題：甲乙兩方打仗，雙方各有六人。甲方俘虜了乙方兩人，雙方對比為6∶4。如果甲方把俘虜的兩個人納入自己的隊伍，則雙方對比就變成了8∶4。
我們回顧一下解放戰爭期間國民軍與解放軍的實力對比：
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時，國民軍有430萬人，解放軍為127萬人，實力對比為3.4∶1。
一年後的1947年6月，國民軍有373萬人，解放軍為195萬人，實力對比為1.5∶1。
1948年2月，國民軍有365萬人，解放軍為249萬人，雙方實力已經接近。
到1949年1月三大戰役結束後，國民軍只剩下204萬人，解放軍則上升到358萬人，形成了壓倒優勢。短短兩年多變化如此之大，除了解放軍在戰場上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殲滅大量國民軍之外，透過教育改造，把大批國民黨俘虜兵轉化為解放軍戰士，是加速雙方實力對比轉換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
在戰爭中融化俘虜，改造俘虜，補充部隊，是解放軍一項重要的政治工作。
此外，眾所周知，人權問題在西方國家裡從來不是問題，他們主張ove peace，主張內心平和少點紛爭，主張各國遵守日內瓦公約，但是在一戰二戰那個紛爭的年代，西方列強在侵略和擴張的時候就立馬撕開了友善的面具：
幾十萬二戰被俘盟軍遭受著“巴丹死亡行軍”和“泰緬死亡鐵路”等虐俘大大小小的暴行，簡直慘無人道。
相反，作為被侵略的華夏面對戰俘一直都是懷揣著“寬大矜憐之意”，“妥為待遇，以示博愛”，恪守日內瓦公約，守盡人道主義和善心，這足以令虛偽的西方列國汗顏。
華夏在對待戰俘上的做法，絕非只是做做樣子，而是有蘊含其中的大智慧。
“戰俘營”變“收容所”——1962年，解放軍在邊境吊列印度軍後，俘虜了3968人印軍，其實戰前很少有人能估計到居然能抓這麼多俘虜，不過解放軍還是嚴格按照傳承下來的優待俘虜政策和《維也納公約》對被俘人員給予了超規格人道主義待遇。
比如戰俘營還沒建立起來的時候，就有被俘印度軍官進行抗議，說不能叫戰俘營，因為中印之間尚未宣戰，所以他們嚴格意義上來說不是俘虜，這一任性的抗議理由讓解放軍覺得好尷尬。
不過在請示上級之後，出於適當的照顧一下情緒以方便其後管理的考慮，解放軍還是把“戰俘營”改成了“華夏xx邊防部隊印度軍人收容所”。
有人認為這已經很不可思議了，結果後面還有更匪夷所思的抗議。比如，廓爾喀族的戰俘為了抗議戰俘營供應的粉條不好吃，曾絕過食；而某一個戰俘營的印軍戰俘為了抗議解放軍看守“嚴格管理”，還曾發生過冬天拒絕穿棉衣拒絕蓋被子的情況……
總之各種各樣抗議理由非常神奇，這哪是戰敗的俘虜能做的事情。解放軍二話不說，超規格地成立了多個戰俘委員會，由戰俘自己參與管理、伙食、文體活動等，這種情況逐漸改善。
對戰俘的待遇是：吃好住好玩好，生活上處處給予優待，最後還遣返回自己國家，這樣的華夏簡直沒誰了。
這其實是瓦解敵軍的新策略，而且是非常有效的策略。
偉大的毛爺爺曾經說過：瓦解敵軍是與軍隊作戰同樣重要的戰勝敵軍的重要武器，同時與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時也講道：“我們的勝利不但是依靠我軍的作戰，而且依靠敵軍的瓦解。”
而寬待俘虜就屬於瓦解敵軍的重要內容。在對越自衛還擊作戰時，因為堅決執行毛爺爺的寬待俘虜政策也起到了諸多積極作用。
比如，1984年4月29日，解放軍119團在搜尋殘敵時俘敵1名。最開始，這名俘虜相當害怕，某排長謝玉洪和肖坤立拿中越文對照的宣傳紙片給他看，給他包紮傷口，給他乾糧吃，給他水喝，使這名越軍情緒穩定下來。
這時越軍縱深迫擊炮從兩個方向進行炮擊，處境極為艱難。營長李治福親自給這名俘虜做工作，俘虜準確地在地圖上指出了越軍兩個迫擊炮陣地位置，隨後炮兵很快摧毀了這兩個炮陣地，有效減少了部隊的傷亡。
首創戰俘奧運會——抗美援朝戰爭中，志願軍俘獲了大量的“聯合國軍”。於是，志願軍在朝鮮北部的碧潼郡建起一個較大規模的戰俘營。
1952年11月15日至11月26日，人民志願軍俘管處從全部6個戰俘營的名戰俘中，選拔出500名1254人次）優秀選手，舉辦了一次史無前例、極其特殊的“戰俘營奧林匹克運動會”。
參賽運動員的國籍眾多，分屬美、英、法、加、等14個國家和地區，誰都沒想到戰俘會有這麼健全幸福的生活，此時奧運會的真諦彰顯無疑。
這次“戰俘營奧運會”甚至改變了一些戰俘的人生軌跡。1953年7月27日，朝鮮戰爭結束，美國總統杜魯門釋出一項新政策，允許戰俘在“90天的冷卻期”裡自己做決定，可以選擇回國，也可以選擇留在戰爭所在國，還可以選擇去某一個交戰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