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幾，對方又將正式稿件群發至所有作者，請大家檢查自己的姓名地址等資訊等有無錯處。
賀美娜見自己的名字在七位作者中位列第四，大為驚訝，立刻回信謝絕。
未幾工作電話響起，是對方打過來。
“賀博士，容我向你解釋：前三位作者都是格陵大學生科院的學生，所有實驗都是他們完成，確實居功至偉。況且他們需要這篇論文畢業和找工作。”
那人以為她貪心。
“不是名次問題。我什麼都沒做，不應在作者名單裡。”
“你幫忙修改了語言呀。經你潤色，整篇文章大不一樣。”
“很多英文編輯公司都做得到。”
“哈哈。那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論文發表，專利申請，都與年終評級有關。”對方善意提醒，“你是不是還沒有看過一系列與年終獎相關的檔案？我發給你。”
“無功不受祿。心領了，謝謝。”
她掛了電話；過一會那人又打電話來，依然客客氣氣：“賀博士，我們準備投某某雜志，你有無建議？”
賀美娜恍然大悟。她的導師是那本業界頂級雜志的客座編輯。而這篇文章的水平，恐怕還夠不上在該雜志發表的門檻。
“請將我的名字列在致謝那一欄。”
“唔……多謝。”
“不必謝。需要我寫封信給岑編嗎。”
岑編即是她導師。那人大喜過望：“再好不過。”
魯堃很快聽說此事，心中冷笑。“本土派”做事就是這麼小氣鬼祟，上不得臺面。拿一個沒有任何意義的第四作者署名誘惑新人，好借機投稿她導師所主編的雜志，不上當說明小姑娘還不至於是個傻白甜。
但後續她又肯寫信推薦，倒是出乎意料之外。其實業內都心知肚明，署名也好，寫信也好，能做到的只有讓對方不要一開始就斃掉稿件，而是手下留情，讓稿件進入評審流程，給業內專家看過審過，即使最終不能發表也能得到幾條建設性的意見。果然投稿之後該稿件很快進入了評審階段，至於是不是賀美娜寫的那封僅僅回複了“okay”一詞的推薦信起了作用，誰也不知道，但誰也不能否認。
魯堃和賀美娜的辦公室並不在同一層，除了上下班乘坐電梯外鮮少碰面，偶爾會在實驗室或者餐廳撞到。一般情況下，她會主動打招呼。若有時間，她還會笑著聊兩句天氣，工作，今日選單，最新科研進展。魯堃心想這小姑娘見風使舵得倒快。當然，賀美娜和其他人寒暄也是未語先笑，聊天內容也是天氣，工作，今日選單，最新科研進展，只是魯堃並不知道自己沒啥特別。她不在意“本土派”和“海歸派”之間的界限或一些約定俗成的“規則”。若是中午時間比較緊張，她會在中餐視窗點一份軟炸蝦仁夾在全麥貝果裡帶回辦公室；有時也會點一份不帶沙拉醬的沙拉，要求粉面檔口的師傅放在她的米粉裡面。
魯堃頭一次看到有人這樣混搭，眼睛幾乎彈出來。
“賀博士。你這是什麼創新吃法。”
“哦。雞湯米粉裡的青菜太少了。”賀美娜倒是沒什麼特別想法，把沙拉裡面的西藍花，捲心菜還有玉米粒放進去燙一燙剛剛好，“咦，今天的水果是西瓜。”
她去取了一碟西瓜過來，見魯堃仍站在粉面檔口未離開，只好開口問他：“魯主任，你要吃一塊嗎。”
魯堃承認，自己看不透她。
說來奇怪，賀美娜不打算與同事發展友誼，反而說話溫柔委婉，能幫則幫。但是面對危從安她就不由自主地變得挑剔刻薄，牙尖嘴利。她回撥電話本來是想普及他一個常識：格陵在東八區，紐約在西五區，中間有十三個小時的時差。此刻紐約是晚上，格陵是中午。他怎麼說話和回答賀天樂的數學題一樣沒有邏輯。
明明題目是12只小球，其中一隻重量輕，而不是其中一隻不知是比正常小球輕還是重，最少稱幾次能找出來。
想一想也該知道，小學四年級怎麼會出“不知輕重”的題目，就和他一樣？
但當他喊她第一聲時，她就心軟了；喊第二聲時，她開始反思自己太苛刻；喊第三聲時，她不由自主地回應了一句：“哎。我在。”
他們之間不僅僅有十三個小時的時差。還有八個月的誤會，十二年的陰差陽錯。
聽見她的回應，他心滿意足，綿綿地“嗯”了一聲：“你在就好。”
他的聲音一向很好聽，就像一顆成熟度剛剛好的橄欖。若是被酒精浸過，輕佻了聲線，便多了一股令人雙膝發軟的的曖昧味道。
“你喝酒了。”
她的聲音彷彿綠洲之上的一陣微風，從喧鬧的正午格陵吹來靜謐的深夜紐約。他所住的公寓正對著中央公園，靜得可以聽見一隻青蛙就在離他不到十米的地方不停地鳴叫，大約是厭倦了集體生活，從池塘跳來他家陽臺度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