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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啊，確實沒安好心。”
由美點點頭繼續說道
“日本戰後之所以受制於美國就是因為其整個國家百廢待興，美國以全資贊助為誘餌招募日本為其遠東工廠另一個為德國），因而在很多方面日本吉田這屆政府都被美國左右。後來日本著名學者信夫清三郎曾在其文作《日本外交史》中指出：這裡沒有一點對日本侵略中國的反省，對中國的革命意義也沒有正確的理解，有的只是帝國主義的大國意識。
同時期日本眾議院準備批準臺日合約時，吉田內閣遭受在野黨的嚴厲抨擊。
左派社會黨議員勝間田清一指責吉田內閣“犯了屈從美國壓力，與中國隔絕的錯誤。”
右派社會黨議員戶葉裡子更加直白的指出“使日本成為亞洲孤兒”
共産黨議員林石郎則在會議中直斥“成為美帝國主義的傀儡政權[《中日關系》卷
]”
關於反對安保協定在國內的影響，自其簽訂開始就餘波不斷。盡管日本各方都在試圖反抗，比如1958年10月7日，岸信介政府突然向第30屆臨時國會提出《警察官職務執行法修改方案》簡稱 警執法）
此修改法案的核心就是空前提高警察的權利，特別是可以隨時制止以及解散正當的群眾集會或者活動等等。因而這一修改法案受到劇烈的抵制最終沒有被透過。
至此開啟了日本民眾對日美安保協定的反抗運動，自1958年4月到1960年6月期間，先後組織了23次全國人民的統一行動，其中人數達100萬以上的抗議活動就達到了7次，特別是1960年6月19日美國與日本秘密簽訂的新日美安保協定被參議院“自然承認”以後，憤怒的民眾與各團體公開宣城“不合法”，僅國營和私營鐵路等111各産業人數就一度達到了620萬人。
遺憾的是歷屆日本政府始終在違揹人民的意願，這一點或許自美國透過安保協定左右日本時就已經決定。並且隨著日美安保協定的生根，這種反抗浪潮在美國蜜糖與日本武力下逐漸停歇，同時對來自中國以及日中友好協會等一系列的努力付之一炬。
這其中包含了1952年在中國召開的《亞太和平會議[《中日關系》卷3
p89
]》，以日中友好協會會長松本治一郎為團長的一行60人，經過一些列鬥爭，無論是外務省拒發護照還是靜坐流血事件，最終仍有14人在從事工會活動的龜田東伍帶領下來到了北京參加會議。之後又是中國紅十字協會與日本紅十字協會在日本日中友好協會牽線下達成一些列關於日僑歸鄉以及中國勞工遺骨歸還的合作。
1953年9月28日周恩來總理會見了日本和平委員會會長大山鬱夫。及來年偉大領袖毛主席會見了以西村直己在內的日本國會議會團成員，等等都是在為中日關系作出努力[《中日關系》卷3
p94
p97
]。
由美說到這裡進而看著我
“所以說我其實更不喜歡的是美國，這個偽君子。中日關系的惡化就是美國在從中作梗，日本民眾在國家意識形態下開始悄然改變，而日本政府也在美國的壓迫下變得越發大膽，直到令人恥辱的“扯國旗”事件的發生，可以說是徹底斷送了所有人的努力，以及同時期發生的“劉連仁”事件算是開啟了日本政府枉顧歷史事實的開端。這之後的故事不用說你也知道。”
我點點頭
由美看向我“中日關系長達幾十年的起起落落，兩邊的關系也從周恩來的爭取換成鄧小平堅持。至少我想說的，中國真的爭取過了 努力過了，日本的民間也是，但是邪惡的種子終究發芽結果了，對此曾祖和那位日本友人也越發覺得無力。”
由美正說著凝視著床邊。
“美國才是阻礙中日關系發展的根本，他的存在實在是個禍害，無論是臺灣還日本。”
….
離開由美的房間一直回到自己的床上，我都是朦朦朧朧的，耳邊一直在回響“美國的問題”有人常說：如果不再容易選擇，那說明問題變得複雜了。
我們對日本究竟是怎樣的心態？或者那時的日本，那時的臺灣。高層的高壓，輿論的操控以及權威的賣弄和作假。久而久之瞭解真想的老一輩人逐漸逝去，新一代人在這樣的氛圍下長大如何能夠體會曾經的罪惡呢？
“由美說的的確有她的道理，那位日本老人的努力值得尊重，但作為新一代的我們還是要知道當年發生的事情才行，至少作為中國的新生一代，我們得知道，我們先輩曾經的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