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以天下論，那麼凡事向前進步的，墨家便支援。若不進反退，便要打著讓他進步。此為義戰，便無國別之分。墨家非一國之墨，乃天下之墨。”
吳起聞言不語，低頭沉思。
此時天下諸國並不諱言談及兼併和戰爭，可春秋禮儀尚有存餘，像是韓國趁著會盟偷襲鄭國滅鄭這樣的事也只能發生在戰國。
可是在這戰國之初，各國至少還多少要點“臉”，將求個師出有名，既要有名，這名便要有個基礎，那就是禮。沒有禮，就沒法說對錯，也就沒法說出是有名之師、無名之師。
三晉伐齊，那還是借公孫孫之亂，田氏有弟弒兄的嫌疑。三晉與齊，還要走個周天子的形式。
可是墨家這番話，分明就是說：墨家自有自己的規矩和邏輯，禮即規矩，墨家守自己的禮，不守此時已有的禮，只要不合於義，墨家便可能與之戰。
而義……天下如今能夠對義持有解釋權的，只有墨家。天下論戰，各家一敗塗地，儒家尚未與黃老之學融合天命之說，更難在君侯之間傳播，於民間因為鐵器火藥牛耕帶來的分封制的物質基礎不再，也日趨勢微。
法家初興，但是少了對未來的描訴，也少了一根根本的內涵，只是術而不是道，只是給出了變法的合理性支援，但卻沒有說清楚變法的根源。
吳起雖然腹誹墨家將戰爭也能說得如此“合於大義”，腦海中回憶了一下這些年墨家抨擊各國政策的小冊子，又暗暗點頭。
自從墨家出版了關於天下財富總和的來源與增加的小冊子之後，對於各國的經濟政策一直都是以那本小冊子為基礎，在規矩之內從未逾越。
言行如一，又能恰如其分地解釋評判，這便是可驚可怖之處。
對於秦地的變革，墨家也是有批判有支援，如索盧參的批判，那是站在到底農業才是唯一讓天下財富總和增加的手段、還是工商業的勞動也能讓天下財富總和增加的手段的爭論。
而對於支援，墨家也認為秦地的情況特殊，不論怎麼樣，相對於以前的井田阡陌與貴族封田，秦地的變革還是解放了生產力的，尤其若是配合牛耕壟作，這絕對是高於原本的制度的。
這一切都源於二十年前適加入墨家，逐漸將墨家的道義形成了完整的體系。
正如之前的儒家，仲尼有“禮”可依，於是可以按照禮來衡量這件事的對錯，合乎與禮的便支援、不合於禮的便反對。
而墨家在二十年前，談利談義，談天志，但是合乎天志的天下，到底應該是什麼模樣？
墨子沒有指出，或者說指出了一個過於遙遠的、數百年內都不可能達到的“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鈞其分職，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強弱有數，天下事具矣”，以及最終的“兼愛”天下。
使人各的所長，使人所作的勞動都會自己所喜歡的……這對於戰國而言，太過遙遠，這是人類的終極自由夢想。
但是適出現在墨家之後，以九重樂土之說，融合墨家三表之一的天下富，指出現如今要追求的樂土應該是種什麼樣的制度。
儒墨相爭，儒家原本有禮可依，這是古已有之，依照已有的東西對照對錯，因而儒家可以更容易站住腳。
這是向後看，走過的路是有經驗的，於是更容易讓人接受，人們更喜歡接受直觀的東西。
墨家的天志，是向前看，當理論不豐富而且內部體系不完善的時候，想要理解很難，因為人們很難接受不直觀的、需要邏輯的事務。
但是當墨家的體系逐漸形成統一之後，演變成現在的這個模樣，儒家唯一的優勢也就沒有了。
固然有禮可依，更為直觀；但墨家如今也有天志樂土可論，也是直觀。
如今方興未艾的法家，講究的是“不法古”，但是他們的目的性只是強兵爭天下，至於天下安定之後怎麼樣，也只留下一句“不法古”，天下既定，爭天下之政便是“古”，可惜他們沒有描述將來到底應該什麼樣，缺乏一個“主義”可供參照。
君言即法的基礎之下，“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的想法是美好的，但卻又會矛盾的，君言即法，如何能夠做到君從法？這是法從君而非君從法，因為墨家在邏輯辯論上認為這是行不通的。
而二十年前商丘城下的墨家大聚，適著重解決了墨子所說的“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的問題。
這些話若是隻取半句，根本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意思。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若只提半句，那就和君言即法沒有任何區別。
“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若只提此半句，又無法解決時代之下資訊傳播速度過慢和物質基礎不足的矛盾。
是以墨家需要有自己的體系和邏輯，在邏輯之內，使得“民主而集中”，同時可以讓“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的同時，又能集眾義集權，以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