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決然道：“此言大謬。豈不聞，民為神主？神為天帝，列國既然存在，那就都是天帝之臣子，所以天帝才有資格懲罰各國的國君，既然民為神主，那麼民意即為天志，宋國的民眾反對暴虐之政，一如昔年牧野倒戈之商徒、咒罵夏桀之夏民。”
“那麼宋國的事，明顯就是兒子犯了錯，做父親的教訓兒子，兒子卻仗著自己青壯反過來要打父親，父親打不過只好叫鄰居來幫忙，這怎麼能說和鄭國的事一樣呢？”
雙方政變根本就是雞同鴨講，兩方對於誰是爹誰是兒子的定義都是反的，也根本不可能爭辯出來什麼東西。
楚國使者心中也是無奈，暗想自己也是也是愚蠢，墨家本就善辯，自己卻偏偏要去招惹墨家的鉅子。
本欲想要藉此敲打一下墨家以讓墨家不要置身事外，不曾想反倒是被墨家鉅子強問一番使得無可回答。
適也懶得和對方爭辯，這種密室的爭辯毫無意義，真要是講道理墨家還有墨辯一職，宣義部更多的是和民眾講那些深入淺出的道理，力求讓民眾聽懂，和墨辯的側重點完全不同。
楚國這件事自己就辦的不地道，現在想著希望墨家出來替楚國站臺，又要對墨家束手束腳，適也聽明白了楚王的意思。
看得出，楚王不想打，而是假裝要打，要藉助墨家的力量壓迫魏韓，偏偏墨家出於道義又不可能不管不問。
即便不能讓魏韓把吃到嘴裡的東西吐出一個仍舊完整的鄭國，怕是也要用威懾逼迫魏韓讓出洧水右岸的一些土地，從而使得鄭國這個深入到楚國心腹的突出部有一部分歸屬楚國。
這件事適估計楚王肯定不能和他打招呼，十有八九是要借墨家之力，和墨家談要干涉，楚王私下裡卻去和魏韓密談，到時候卸磨殺驢。
鄭國是楚國出於利益必須要管的，鄭國是墨家出於道義應該要管的，這就是雙方可以坐下來談一談的根本原因。
既然對方遮遮掩掩不提利益，卻非要提道義，適自然也不可能給對方好話。
尷尬的互相沉默一陣後，楚國使者說道：“吾王遣我來，也是想要請問墨家對鄭國之事的態度。”
適也立刻表態道：“此事關乎誅不義、伐不義。宋君非是墨者，無有伐不義之義務。墨家自然是要管的，但出兵不易。”
“不過墨家也不能不管。”
楚國使者也道：“正該如此，方不負墨家扶弱之義。適子既這麼說，我便知道該如何回覆王上了。”
他的級別不夠，不可能和適談一些實質性的問題，最主要是來詢問一下適的態度，以確定楚國今後的會談策略。
之前夾槍帶棒地說那些話，無非也就是想要激墨家管這件事，不曾想適二話不說就表態要管，這讓楚國使者很有一種無力感，反倒是白白遭了一些斥責。
正式表態之後，楚國使者也不逗留，匆匆離開了商丘，先去往陳地回報。
幾日後，便從新鄭傳來訊息，說是新鄭的墨者已經組織了起來，用了在城內另開城牆的手段防守。
這個不足為喜，值得適高興的是那邊負責的人秉持的是適的一貫態度：非攻是手段而非目的，既要和弱國的貴族合作，但也不會無底線地合作，而是趁著守城將民眾合法地組織在一起、趁著貴族小國君主們驚慌失措的機會發展壯大民眾的力量。
這也算是泗上這些年內部鬥爭的主線：就拿鄭國守城來說，是出於非攻扶弱之義，毫無底線地做貴族的幫手來守城？還是守城的同時要保持墨家獨立自主的綱領，既要守城也要發動群眾反對舊制度？
當然其實還有第三條路線，第三條路線就是自苦以極那一派的，大國是混蛋、小國國君也是不義，去他媽的合作，我兩邊都反，才不藉助他們的矛盾，要純淨道義純淨組織。
這也是是接到新鄭來的當地組織的決議之後高興的原因，至少在新鄭的組織當中，自己的路線是被貫徹執行的，能夠做到理解的同時又沒有在具體的問題上跑偏。
鄭國守得住也好、守不住也罷，那不重要，本身鄭國對泗上今後的計劃就是一個可以故意放棄引發魏韓楚矛盾的國度。
對於想到了放棄外城、在內部清理空地重新組織有效防禦的做法，也讓適極為高興，這是活學活用自我思考、並且證明泗上眾墨者的思維已經進入到了火藥時代——手裡拿著火藥武器卻還在用青銅時代的思維方式思考問題，那並不算是足夠的進步。
信上也沒有抹去徐弱的功勞，計劃也是徐弱提出來的，適早就記住了這個名字，甚至於在徐弱沒有加入墨家之前他就知道這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