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漢德遜前後矛盾，他剛剛還讚美喬治的強勢來著。
“不不不，這套制度在尤里耶夫大公的領地已經完美執行了很多年，至少在年，他們就已經這樣做了。”
比阿特麗斯年和韋伯結婚，蜜月旅行期間去過海參崴。
比阿特麗斯生於格洛斯特一個富豪家庭，她和韋伯婚後在倫敦定居，兩人的收入來源是比阿特麗斯的遺產和稿費，每年大約000鎊。
別小看這000鎊，只有相當於英國總人口0.%的頂級中產，才能達到這個收入水平。
阿瑟·漢德遜欲言又止，他也去過海參崴，甚至還作為英國代表團成員，在聖彼得堡見過喬治本人。
可惜他認識喬治，喬治不認識他。
“即便這是俄羅斯人的陰謀，也是堂堂正正的陰謀，我們必須行動起來，否則我們就將全面陷入被動。”
韋伯擔心英國工人被煽動，造成更大的混亂。
“是的，我們確實應該行動起來——”
阿瑟·漢德遜進入《是，大臣》模式。
《是，大臣》的經典四階段：第一階段，宣稱什麼事都沒有。
第二階段：也許有事發生，但不應該採取行動。
第三階段：也許應該採取行動，但什麼都做不了。第四階段：也許當初能做點什麼，但現在已太遲了。
韋伯夫婦是學者。
阿瑟·漢德遜作為工黨領袖是政客。
所以韋伯夫婦所擔心的，正是阿瑟·漢德遜所希望的。
工人鬧事好啊。
最好大鬧特鬧，鬧到勞合·喬治內閣倒臺，那樣工黨的機會就來了。
阿瑟·漢德遜要上臺，需要等待時間發酵。
革命老區法國人卻已經行動起來。
帝俄時代，法國就是俄羅斯人最嚮往的度假地，每年冬天，都有無數俄羅斯權貴選擇在法國度過寒冷的冬天，就像候鳥一樣，等待春暖花開再返回聖彼得堡。
法國的情況，其實比俄羅斯更嚴峻。
尼古拉在位期間，俄軍從未叛亂，直到尼古拉退位後，失去效忠物件的俄軍才軍心大亂，一敗塗地。
凡爾登戰役結束後，一部分法軍拒絕執行作戰命令，實際上已經處於叛亂狀態。
臨危受命的貝當走遍法軍前線所有部隊，也無法恢復士氣，最終是美軍的參戰拯救了法國。
法國工人在世界大戰期間為爭取更好的福利待遇，多次組織罷工，遭到法國政府的強力鎮壓。
可笑的是，鎮壓工人罷工態度最激烈的，恰恰是臭名昭著的三叛徒內閣。
三叛徒內閣成員之一的亞歷山大·米勒蘭，早年以為工人運動辯護聲名鵲起，功成名就後卻成為鎮壓工人運動態度最激烈的政客，將工人玩弄於股掌之間。
尼古拉退位後，很多俄羅斯權貴逃至法國，巴黎作為法國首都，自然成為俄羅斯權貴的首選。
早在《費加羅報》刊登亞歷山大採訪之前，關於俄羅斯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和最低工資保障制度的訊息，就開始在巴黎廣為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