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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
整個大唐帝國的中心。
大唐帝國的天子，正在延英殿召開一次相對秘密的御前會議。受詔參與此次會議的人數並不多，但是卻都是大唐最具份量的重要人物。
“京師米價已經連續一個月上漲，目前已經達到了鬥米千錢，而且米價還在不斷上升，較之河北叛亂爆發之前，也漲了五倍。眼下朝廷準備調動各路兵馬進剿河北叛亂，出動兵馬將超過十萬。便以十萬之兵計，一兵當三夫轉運，則至少當有四十萬人有賴供食。”
戶部尚書李蔚加強了語調，“臣想提請皇上與諸位大臣注意，目前朝廷已經調動各路兵馬平叛，已不止十萬。按制，藩鎮兵馬界出食糧，各鎮出兵都需要由朝廷供食。所調之兵，已不止十萬。臣以為按穩妥計算，至少須計算六十萬人之糧供給，便以每兵日給米二升計算，一年之支，至少需要四百二十餘萬石。戰事不興，則不可期望馬上就能勝利。日後軍資，他地轉運，耗費更費。以臣之見，朝廷至少要預備一千五百萬貫的軍費，並且要儘量期望戰事在一年內結束，最多不能拖過兩年。”
李蔚的這些資料讓人無法反駁，德宗削藩引發的二帝四王之亂，當時朝廷用兵每月軍費都在一百萬貫以上。現在河北四鎮反，規模不下當初，朝廷的軍費不可能低於每月一百萬貫。
而且所有人都明白李蔚的潛臺詞。這場戰爭。一旦打起來。大唐中央最後的那點家底，很有可能會被徹底的耗光。
如果說一年之內能夠取得勝利，擊敗河北三藩，那麼一千五百萬貫的投入還是值得的。但是戰爭是無法預料保證勝負的，一旦失敗，或者說如當年德宗時一樣，發生意外，使戰爭拖延下去。那便將是財政上的噩夢。
李蔚以戶部尚書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戶部尚書本來就有計相之稱，現在加了平章事後更是真正的宰相。這個在政事堂中一向低調不起眼的宰相，是個老派之人，新帝即位以來，接管財政大權已經數年。對於大唐的家底，他比其它人都清楚的多。
“我們最好祈求昊天上帝，讓東南的高都統立即討滅平息黃巢草賊之亂。因為黃巢橫行東南，今年整個東南諸州上供的稅賦將至少減少一半。而且明年也至少會減少兩到三成左右。而如果不能剿滅草賊，繼續讓草賊為禍東南。那麼後果不堪設想，明年朝廷有可能一文錢也無法從東南收上來。如今朝廷的財政基本上靠東南的上供。以及鹽茶稅，還有登州那邊的上供，外加各鎮的進獻。特別是長安城百萬人口，幾乎都靠從東南輸送的漕糧。河北叛亂，朝廷還得防止叛軍南下河南切斷運河。一旦運河被切斷，關中百萬之口將斷糧。”
做為戶部尚書，李蔚已經敏感的發現一個極其危險的事實。
那就是眼下朝廷東北有河北四鎮稱王叛亂，東南又有草賊橫行為禍。這兩面叛亂，不但使得朝廷得兩面用兵，軍費大升。而且運河也受到極大的威脅，關中長安的生命動脈運河也處於這兩處叛軍的威脅之下。若是運河被截，關中將有更大的危機。
做為戶部尚書兼政事堂宰相，李蔚反對朝廷在這個時候大舉調動河東以及河南、山南諸道各鎮兵馬前往河北平叛。因為調動這麼多鎮的兵馬，軍需供養都需要朝廷負責供軍。而且這裡還有一個極大的隱患，一來是擔心諸鎮會被河北軍擊敗。若是諸鎮兵幾篇，那從長安與叛軍之間可就沒有阻攔了。
又或者，山南與河南的兵馬往河北平叛，會使得東南通往關中的門戶大開，使得草賊調頭直奔長安、洛陽而來。
李蔚已經隱隱意識到，與其費力調河東河南山南的兵，還不如去調李璟的兵，或者直接調塞外的胡兵。
當年朝廷就是借回紇之兵，才收復了長安。
在李蔚看來，調這些胡兵征戰叛軍，對朝廷還是有利的。胡兵勝，自然是最好。胡兵若是敗，起碼也能消耗叛軍的實力。
當然，李蔚心中最適合的方案還是立即調鎮**入河北平叛。
或者，穩妥一點，仿效德宗皇帝，可以下個罪已詔，對河北諸藩下大赦令，同時也可以向東南的黃巢下招安令。
先赦免這些叛臣逆賊，然後再想辦法一個個的各個擊破，如此避免直接戰爭，卻是最穩妥的。
但是，滿堂諸公，包括年少的天子，卻都絕不願意在這個時候服軟低頭。對他們來說，當年德宗之時，那是到了極為危險的時候，是沒有辦法的便宜之計。而他們，眼下並不處於下風，讓他們低頭認輔服軟，那是絕不可能的。
要堂堂天子，下詔已罪，向那些亂臣賊子們下赦令？
這怎麼可能？就算是南北兩面做戰，可朝廷手中雄兵百萬，豈懼區區幾個亂臣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