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3月21日，我出生在河北省清苑縣大白城村一個農民家庭，父母按祖先預留的家譜，為我取名張錫珍（後改為張席珍）。
七七事變，日本侵略中國，很快家鄉就淪陷了。我家有個在蘭州當副縣長的親戚給我介紹了工作，我便去了蘭州。1939年，我萌發了報考軍校，上前線打鬼子的念頭，我的親戚也挺支援我，但打聽到在甘肅臨洮成立的“步兵學校”只招收現役部隊基層幹部，不招地方人員，只好作罷。
1940年10月，機會終於來了，已經遷到成都的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來蘭州招考第18期學生，號召青年學生報名，畢業後報效國家打日本，我聽到訊息立即去報考，若論當時我的文化水平是很難考上的，但我照樣努力地去參加考試，也許是由於抗戰期間急需人才，自己在考試時發揮得也不錯，我居然被錄取了。於是，我就隨招生人員從蘭州徒步行軍到四川成都，一路跋山涉水，吃了不少苦，走了將近一個月才到達。
黃埔軍校本校1937年由南京遷往成都，1938年將成都分校併入本校，改稱黃埔軍校成都本校，一直到1948年，有10期學員畢業於成都，是黃埔軍校在大陸培訓學員最多（每期3000多人）的一段時期。成都本校分住北校場、西校場、南校場，本部在北校場內。北校場大門口豎立著3米多高的一副對聯牌子，右牌上書“貪生怕死，莫入此門”，左牌上書“升官發財，請走別路”。軍校大門朝南，是進出之正門，位於黃埔路白下路一帶。大門後300多米處為二校門，呈牌坊狀，門後200米處有一個禮堂，稱“中正堂”，講話閱兵等活動在堂前集隊進行。
軍校在成都的11年期間，先後進行了一些較大的行政機構和人事調整。將原撤銷的學生總隊分別在第16、17、18期重新建立。我從1940年11月預科班到1943年10月第18期2總隊炮科畢業，經歷了原教育長陳繼承和繼任的教育長（原陸軍大學教育長）萬耀煌兩個教育長的時期。
在正式開學前，要把各個考區錄取的考生，進行統一的甄別考試，及格者才可成為正式學生，開始進行全期訓練。無論學制長短，全期訓練一般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入伍教育。就是由一個普通平民（或學生）向一個合格計程車兵轉變的基礎教育和訓練階段，即打好軍人的基礎。先是單兵訓練，從稍息、立正開始，到如何持槍、臥倒、射擊、投彈等，都是最基礎的軍事訓練。第二是分科教育，即將學生分為步、騎、炮、工、輜重、通訊等科，全面學習所在科的專業知識。最後為軍官教育（因為軍校規定，合格畢業的學生將取得少尉軍銜成為一名軍官）,著重培養組織指揮和生活管理方面的能力。
甄別考試不及格的就要去“入伍生團”進行文化補習及“入伍生教育與訓練”。我就是在甄別考試時不及格。我1940年11月就到了成都，要是甄別考試及格就會編入第18期1總隊了。因為不及格，我被淘汰到距成都二、三十公里的新都“入伍生團”補習文化。所以，一般18期2總隊的學生學習兩年就畢業了，我卻在軍校學習了3年才畢業，就因為多補習了一年文化課。但凡進黃埔軍校學習的都知道，“入伍生團”是最難熬的，當時“入伍生團”雖然以補習文化課為主，同時也進行“入伍生教育與訓練”。例如在操練時，在長官喊“立正”後，長官認為你未挺起胸來，他就給你當胸一拳，認為你兩腿未併攏，就從背後踹你腿一腳……這些大都是效仿德、日法西斯的打罵管教，有時甚至十分野蠻。
雖然艱苦，我在“入伍生團”的學習還是非常努力，功夫不負有心人，補習了一年後，我終於考入第18期第2總隊炮兵1隊開始兩年的正式學習。這次補習的經歷不但使我順利考入正科，還讓我懂得了“天道酬勤”的道理，對我後面兩年的學習都有激勵作用。我所在的炮兵2總隊駐地在西較場，騎兵、輜重兵總隊也在那裡。
1941年11月25日開學那天，我們在西校場整齊列隊，唱起“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的校歌時，感覺躊躇滿志，激情飛揚，因為我終於成為黃埔軍校的一員了！抗日戰爭中，黃埔軍校是培養抗日官兵的大本營，軍校在抗戰期間培養的各期畢業生都開赴抗日戰場。有許多有志青年就是為了打擊侵略者、解放淪陷的家鄉而考取的黃埔軍校，我覺得作為他們當中的一員非常自豪。
我被分到2總隊炮1隊學習。我所在的炮1隊又分為3個區隊，我在3區隊第7班，軍校人都習慣說第幾班第幾名，列在第一的又叫排頭。最後一名叫排尾，我是在3區隊第7班第3名。
於是，我在軍校開始接受第一階段的教育——入伍教育。軍校的教學方法是向德國學來的，那時認為德國軍事先進，校中有德國軍事顧問團。我們在軍校的生活是要對上級絕對服從的，上級怎樣說，便怎樣做，不准問為什麼。在生活上要求整齊、清潔、迅速、確實。每天作息時間以校本部號音為準，各總隊號兵跟著吹，十分熱鬧。每天六時起床整理內務加上洗臉、漱口，一般是15分鐘，隨即集合早操。七時早餐。當時，我們正趕上1941年底到1942年這段抗戰最困難時期，伙食是糙米飯，其中時常摻有小米、豆子之類，甚至有沙子等，當時有人形容叫“八寶飯”。就是這糙米飯也限量供應不是敞開隨便吃。我們以班為單位，圍坐在用磚頭、石頭搭建的簡易飯桌吃飯。同學們正值青壯年，又加上訓練消耗體力，不少同學都吃不飽。我們炮1隊隊長人不錯，不讓伙房將鍋巴私分，一律要分給學員吃，但我仍是吃不飽。
入伍學習大致分為學科與術科兩類。學科的基礎是步兵操典、射擊教範、野外勤務等，教學方法是老師講，學生記，課後再背。術科方面，有單人徒手的步法、轉法、隊形變換，以及託槍、下槍、舉槍、裝退子彈、上下刺刀、射擊，最後是行進密集、疏散隊形。此外還有野外的單人戰鬥動作、行軍宿營、戰鬥方式、聯絡勤務等課程。
軍校入伍教育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黃埔軍校的教育方法是所謂“外打進式教育”，即實行強制性教育，凡是應學的必須學會，不許做的絕對不能做，不講說服教育，違犯了就處罰，甚至體罰。有時自己還不明所以就被處罰一頓。當時，我們每個星期的週末都要去北校場進行“孫中山總理紀念週”活動。記得有一個星期天，我們列隊步行去北校場軍校本部參加“孫中山總理紀念週”活動，我們隊從成都的草堂寺到北校場軍校本部，往返二、三十里路，當時走得腿直髮酸，可就是因為唱歌不洪亮，行走步伐欠整齊，回到駐地就被當班的值日官體罰，讓我們隊在操場上跑步一個小時，我們隊的學員個個跑得汗流浹背、上氣不接下氣，當時就有一名同學暈倒在操場上。這個值日官被校方表揚為“從嚴治軍”。對於這些，我們私下也有怨氣，當時也有告狀的，也發生過學員棄學逃跑等事件。但是，如此嚴格近乎苛刻的訓練同時讓 我們明白：學好過硬的軍事技能並非易事，需要我們經受艱苦的磨練。
還有一件事印象深刻。我們入伍教育即將結束馬上就要轉入分科的時候，訓練我們的教育班長竟把我們班的學員集合起來，不分青紅皂白地將我們每人打了三大板，理由是“入伍教育與訓練留個深刻紀念”，真是讓我們啼笑皆非、十分痛恨那個班長。在我們學員記憶中，在黃埔軍校的“入伍教育”這個階段，幾乎沒有沒捱過體罰的學生。
隨後進入了分科學習階段。記得除了學習國民黨黨史、三民主義這些政治課程外，更多的是學習炮兵專業知識和炮兵作戰訓練課程。
當時，我所在的18期2總隊總隊長叫王化興，炮1隊隊長叫張芳桐。張芳桐是山東人，黃埔第10期畢業的高材生。張隊長戴一副金絲眼鏡，人總是那麼精神，此人對教學中的各科無論從理論還是實際操作都頗為精通，軍校管理也十分有一套。有的同學認為他趾高氣揚，但我覺得張隊長屬於那種講課和操練講究派頭十足的人，就這個派頭讓我們炮1隊和炮2隊絕大多數學員很害怕，其實現在回憶起來就是敬畏。畢業50年後的1993年，張隊長從臺灣回大陸探親，來北京看望我們這些學生，在相聚的宴會上，我緊挨著張隊長，鼓足勇氣說：“我今天再也不怕您了！”令在座的同學捧腹大笑，張隊長笑得眼淚都流了出來，這一幕至今回憶起來還歷歷在目。
我們炮1隊和炮2隊雖然生活上是分開的（指居住和吃飯），但上課和訓練在一起，尤其是炮科的技術基礎課和實際訓練課，兩隊都是在一起上，原因是兩個隊長各有所長，兩個隊一起上課，可以最大限度實現教員優勢互補。例如：炮1隊隊長張芳桐是軍校中炮操教學的佼佼者，而炮2隊隊長徐澤林，在炮科的射擊實際操作是全校有名的，如在戰鬥中如何準確快速裝填炮彈、炮場的通訊與指揮等等。所以，我們兩個隊的學員均沾了兩位教官的長處，使兩個隊的學習成績在軍校分兵種中始終處於優秀的地位。
學員們還進行了馬術、馭手、套車運動迂迴等戰術課程的訓練。一年多下來，對如何套騾子拉炮車，哪個騾子不好訓，我們都瞭如指掌。
最後的軍官教育階段著重培養組織指揮和生活方面的管理能力。記得學習了經濟學、國內外時事等課程，還有參謀業務、兵器學、戰備學、戰術學、戰史學、地形學、交通學、製圖測繪等。
全期學業結束，進入總複習，軍校會同上級業務部門共同組成畢業考試委員會統一進行畢業考試。我在畢業考試時名列炮兵隊的第十名，比起入學時有了很大進步。1943年10月6日，我從軍校畢業，原想去抗戰前線大展鴻圖，誰知道竟被留校，任21期少尉班長。1944年5月，我報名參加了駐印軍新1軍的新編38師，開始了中國遠征軍的生涯，終於實現了去抗戰前線殺敵報國的願望。
（張席珍口述 李石整理 來源：《黃埔》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