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辛棄疾和孔茂捷的這一番大實話說的大家心裡頭都堵堵的。
蘇詠霖其實很清楚，不管是共和紀年法還是洪武紀年法，亦或是大明國紀年法，更多的是象徵性意義，國家本質變不變，和紀年法關系不大。
不喜歡苦難、努力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的本性，這沒什麼，很正常。
但是厭惡苦難到了明明經歷過卻要刻意遺忘，甚至當作從來沒存在過，就是最大的問題所在了。
最早的革命者有很多都沒有經歷過苦難，卻能和苦難大眾産生共情，然後背叛自己的階級投入苦難大眾一邊，帶領他們反抗壓迫和剝削，這是偉大的人性光輝。
而革命之後刻意忘卻苦難、努力走向腐朽生活的也是人性，是人性之暗。
蘇詠霖能改天換地，卻改變不了人性，除非大家一起不做人，指望透過教育來讓大家銘記苦難，肯定是有效果的，但是效果多大，則因人而異。
其實有些時候，某些選擇，未嘗不是民眾自己的意願和選擇。
但是，這並不是他放棄理想的理由，也不是無恥之輩洋洋自得的理由。
蘇詠霖從未設想過自己能夠終結人性之暗，也從未設想過自己能夠帶著人們集體不當人，走向美好的大同社會，但是他想要社會的進步，一點一點的進步。
這離不開理想的推動。
“如果所有人都想要忘記苦難，苦難就一定會再次來臨，無論付出什麼代價，我都不會讓這件事情發生。”
蘇詠霖看著其餘八人，笑道：“你們盡管去做好你們的事情吧，這件事情，就交給我了，成也好，敗也好，總要做了才知道。”
辛棄疾沒有再說什麼，孔茂捷也沒有再說什麼，這場九人小組會議決定了很多事情，但是每個人心裡都清楚，真正重要的決定，只在蘇詠霖一個人的意志。
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這樣的事情只有蘇詠霖一個人可以辦到，前有古人，後無來者。
中華歷史上能夠辦到這件事情的個人，在蘇詠霖之前，沒有一個人選擇了他的路線，他們都選擇做了獨夫，都選擇享有個人的榮光。
而在他之後，是否還會有同樣的人出現，就沒人知道了。
不過讓蘇詠霖稍微有些頭痛又欣慰的是，開始有人和他唱反調並且堅持自己的意見了。
在此之前，這樣的事情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事情從來都會因為蘇詠霖龐大的威望而朝著蘇詠霖希望的方向前進。
但是現在，開始有人敢於堅持自己的意見而反駁蘇詠霖的意見了。
出現這種事情是好事，至少證明辛棄疾和孔茂捷已經開始有了自己為自己做的事情說的話負責任的決心了。
但是他們似乎並沒有理解蘇詠霖的苦心，所以蘇詠霖也不知道該高興還是該憂慮。
而更讓蘇詠霖感到為難的是，有些事情，他自己也不敢確定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很多事情都有其兩面性，蘇詠霖無法因為其負面的意義而斷絕正面的可能性，無法將之完全舍棄而不去使用。
他只能把最後的可能性寄託在民眾代表大會身上，希望民眾代表大會的人們能夠做出符合大明利益和民眾利益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