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的賬冊也拿過來了。
有的也燒掉了，不過大多數還在。
還有的出現了損毀，後來派人重新謄抄，資料略有些不準。
總之，這次若不是章惇，事兒就大了，說不定整個三司庫蓄賬冊，能一起燒掉。
但就是這樣，幾名負責的官員，不過是貶放到外地，依然繼續做著高官……
所以不能說在宋朝一無是處，比如王巨這麼做，換做朱元璋時，不但他腦袋會搬家，連他的家人也抄家問斬了。
然後大家翻著各州軍的商稅情況，發現各州軍的商稅都增加了。特別是泉州，去年一年與前幾年相比，商稅整整增加了二十幾萬貫。至於市舶司的抽解，那看都不用看了，肯定是以翻倍數量在增漲。
王巨說道：“僅是一個海港，便產生了這麼大財富。實際不僅如此，這個商稅增加的背後，是養活了更多的人，使得更多的百姓變得富裕。陛下，就象臣在慶州，曾經扶持了一個叫祖陽的氈氈商賈。僅是他一個人，一年直接間接合在一起就貢獻了近兩萬貫商稅，同時還養活了許多織女，也使得許多人家因為牧毛羊而獲益。也就是他這一個產業，便使得好幾百戶人家一起變得富足起來，並且自己也增加了收入。因此說介甫公曾言，民不加賦而國用自足，是對的。只是……”
這個說法能成立，但王安石沒有做到。
王巨又說道：“但楚建中去了慶州後，關閉了幾個臨時的邊境互市，不能說他做錯了，確實朝廷不允許在慶州置辦互市。又因為乾旱到來，百姓缺少食物。包括綿羊也殺了吃。西夏那邊雖有皮毛，終是私商，到了祖陽手中。價格變得高昂無比。官府那邊，卻在向他攤派氈毯。而且價格很低。祖陽不得不虧本生產一些氈毯交給官府，餘下能盈利的氈毯就不指望了。同時又因為手中略有些餘資，官府又攤派了大量免役錢。長久下去，必然會家破人亡。又因為生產萎縮，許多百姓也無法獲益了。不能說楚建中是貪官，臣聽聞此人政績一向不錯。只是因為一個是良性的教導，一個是劣性的攤派，產生了反差。因此百姓怨聲載道。臣聽聞朝廷這才讓範公替代了楚建中。範公生活節儉。作風清廉，不過他會不會這個經營之術，臣懷疑之。若不會，範公在慶州也休想贏得百姓愛戴。”
這樣一說，幾人全部懂了。
所以王巨每到一處，百姓愛戴。
然而繼任的官員在他的比較下，也就悲催了。
但王巨也頭痛，祖陽被逼得無路可走了，於是寫信向他求救。
不在其職，不謀其事。王巨現在如何能管得了慶州事務？所以他刻意寫了一封信給範純仁。將情況講了一下。然而範純仁會不會給他面子？就是給他面子，是少攤派祖陽的免役錢與市易商貨，還是重新開啟邊境的那幾個互市。讓祖陽再度發展？王巨不得而知。
“這樣終非長久之策，因此臣一直在泉州思考，看能不能立一項制度。而且到了今年，不僅是泉州，正是一個海港的拉動，福建路許多地方百姓皆變得富足起來。陛下不妨派使者下去暗訪一下，看臣所說的是不是虛言。因此臣在泉州的意義，遠大於在鎮定府的意義。請陛下容許臣在泉州繼續留任兩到三年時光，於國有利。於民有益。如若不然，微臣只能辭職回鄉。”
反正我要泉州呆定了。
“那個辭職的什麼……”趙頊無語了。別人辭職多少還做一個樣子，王巨辭職那是很乾脆的。直接將公服一脫，官印一交，俺不做官了。這很不好啊，可怎麼辦呢，若是普通官員，趙頊早一腳給踹死，然而王巨能踹麼？他問道：“朕還有點沒有聽明白，何謂民不加賦而國用自足？”
“百姓生活，無非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臣的想法是由官員帶頭指導，將這個效應放大，更好地去吃山，吃水。就象農民種莊稼一樣，刀耕火種是一種種法，精耕細作也是一種種法。前者收成很少，後者收成更高。就是麻煩一點。收成高了，國家加一點稅賦，實際是等於沒有加賦。這就是民不加賦而國自用。就象臣在慶州與泉州所做的這樣。”
“但是很難啊，”呂惠卿道。
“當然難了，更難的是許多官員以言利為恥之，於是交給胥吏去管理，那能管好嗎？又有許多官員不懂，他們自己不懂了，如何教導百姓？其實主要還是懂財政的大臣少了，如果多起來，能看到的榜樣多了，也許就會漸漸好轉。這條道路太過漫長，因此當初我與王雱說過一番話，一是考成法，這個爭議很多，甚至連我們自己都不知道需要考成什麼，如何去考成。往往顧此必會失彼。另一個，便是齊商稅。”
“齊商稅？”吳充訝然。
“我的傔客曾看到一些貧困地區的主戶，他們沒有門路，於是讓胥吏將他們的瘠地劃成了上田，然後便多攤派了兩稅、苛捐雜稅，現在又多攤派了青苗貸、免役錢。名為主戶，實際生活無比艱難。但一些有門路的豪強呢，卻將上田劃成了下田，規避稅賦，甚至能將自己變成五等戶，連免役錢都免了。因此他說齊稅。我就說，介甫公的方田均稅法，實際就是針對這種時弊而去的。可執行了幾許？齊稅，只能是一個夢想。於其齊稅，不如齊商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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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沉默不說話。
就是這個齊商稅，麻煩同樣很多的。
“實際我在慶州與泉州就執行了一些齊商稅政策，因此商稅激增，又用一部分激增的商稅還之於民。取之於民，還之於民，所以治境皆粗安。不過若放在中原地區，一旦普及齊商稅政策。爭議就會很大了。然而若是普及了呢？當真全國一年商稅只有八百幾十萬貫？只要稍稍普及，就可以在前面增加三千萬貫。”
“不可能那麼多。”吳充又說。
“吳公，我只說一件事。許多商賈在江陵候等赴蜀計程車大夫，往往請他們上船坐一坐。一道去巴蜀，不但不收其路費，還會給其幾千貫大駕光臨費。為何？因為那樣商賈便可以打著士大夫的旗號，免去各個場務的盤查與徵稅，所得利更多。試問，每年朝廷徵了幾個權貴商賈的商稅？然後我再說一件事，為什麼當初我設立竹紙作坊時，要拉上高家。沒有高家的保護。我那時未中進士，這個竹紙作坊一旦盈利，能得活嗎？這是我主動讓裡面的契股納稅的。若是不納稅，又有那個場務敢徵竹紙作坊的稅賦？”
其實很正常哪。
就象tg，房地產很賺錢哪，但真正成功的房地產商，有幾個是沒背景的？然後再放大到各個私企，能成功的又沒有後臺的，很少很少。沒有後臺，各方面的支援就不足。包括貸款，政策扶持，稅務。要命的是因為沒有後臺，官員天天上門來吃來喝來拿，若不給，各個檢查來了。這種情況下，想要成功，何其之難。
但也不要說tg了，美帝那邊同樣也是。儘管出臺了遺產稅，什麼反壟斷法案等等。然而為什麼來了一個政治獻金？有了政治獻金後，政策就會保護他們。那麼各種不公又產生了。
除非是小國家，否則想要絕對的公平。那無疑是痴人說夢。
不過王巨點出來了，還是振聾發聵的。
“所以國家商稅幾乎成了一個擺設。徵的也只是中小商賈的稅賦，真正能徵到稅的，卻罕能徵到一文錢商稅。別的不說，我就說東面幾百步外的金帛行，一筆交易往往就是幾十萬貫，諸位，你們徵到了多少商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