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王巨不是想罵範純仁，即便罵了，也帶著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含味。
如果在戰與和上抬槓，王巨是能理解的，能想到深層次慶曆戰爭失敗原因的人並不多，甚至不願意去想。想不到或者不願意去想，那麼看到的只是慶曆戰爭給國家給百姓帶來的巨大傷害，所以靜、和、安，在宋朝佔據著主流。
然而大程只是棋子，範純仁都想不到，難道不是白痴嗎？
但王巨不管罵不罵範純仁不要緊，也不管是否順帶著譏諷了程顥，主要他夾帶的私貨太多了，話外之音太多了。
他一番話說出後，有一部分官員更折服，但有一部分官員更反感。
這個無所謂了，因為太監傳召，讓他們進宮了，新世紀開始！
宰相在前，後面的官員按照各自品階進殿。
章惇挪到後面，道：“子安，說得好啊。”
“子厚，不得己罷了。”
“大宋一定會有一個美好時代。”
王巨微微一笑。
新世紀開始了，但未必是一個美好時代。
在這一刻，王巨忽然腦子變得無比的清醒。
所謂的權利，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決策、理事權。
就象宋朝的實職官與階官，不管這兩個官職有多大，真正做事的乃是差官。因此宋朝從趙匡義時起，就開始將權利再三架空重疊，包括差官制度。
差官制度是將理事權變成了臨時制度，權利也就隨之減縮。各部司權利架空重疊，也就是將決策、理事權擴大，相互掣肘。因此有了那麼一點民主的範兒。
然而這樣一來，政令自然不能通暢了。於是自條例司開始後，宋朝漸漸“簡政”，簡政不是向宰相身上集權。同樣在向皇帝身上集權。這就要皇帝理政，皇帝不理政了。這些事務得有人決策，然後只能落到宰相頭上，蔡京之流便出現了。
其次是人。
比如江寧知州是王安石的人，那麼他肯定支援變法，自下往下梳理，江寧無形中就會成了王安石的地盤。不過在宋朝想透過這個人控制地方，同樣很難。一是各路轉運使與刑獄使只是一個承接機構，對各州軍沒有實際掌控權利。二是宋朝各州軍數量太多了，三百多個，沒有那一個宰相能掌控三百多個州軍官員的能力。
於是宋朝前期除了趙匡胤時代的趙普外，再沒有出現過超級權相。
但現在王安石為了變法，不得不“簡政”，將權利劃分清楚，各部司權利集中，包括自己也是這麼做的，如軍器監，原來西府插手了。三司插手了，內藏庫插手了，一些大州府也插手了。然而除了地方那塊，餘下京城部分，自己將它們一起集中了。集中的好處，權利清楚，職責也清楚了，就能實現真正的問責制。可這樣一來，掣肘的也少了。
軍器監問題不大，它只是負責生產與貯藏武器的，然而放大到全國軍國大政上呢？
韓琦又噁心了一回趙頊。
所以趙頊有了後來的心理。想變法，必須給王安石更多的權利。給了更多的權利。趙頊又更加不放心，於是堅持“異論相攪”。朝中一直留著反對黨。
這樣的心理……
王介甫，你真做好準備了嗎？
諸位官員魚貫入殿。這個朝會也不是象後人所想的那樣，第一人很多，即便起居朝也有近百號人，這種大朝會好幾百人，實際京官更多，還有許多更低層的京官，連參加朔望大朝的資格都沒有。
其次越是大朝，越是近乎形式。一般言事，都是將奏子遞到兩府或者御史臺，再透過這三個部門決策，若是事關重大，再由三個部門交給皇帝親批。另外就是一些親近的大臣有密奏權，直接交給皇帝的，有，不過不多。
另外就是不得有違朝儀，如范仲淹問王曾，你為什麼不管呂夷簡，王曾說了那句有名氣的話“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歸？”後來忍無可忍了，呂夷簡，我們同歸於盡吧。
他不用上書，只簡單地來到趙禎面前，說呂夷簡收賄賂，結黨營私。呂夷簡說證據呢。王曾微微一笑，何必要證據。然後又將它放大到朝會上，導致蔡齊與宋綬二人在朝會上爭吵。蔡挺王，宋挺呂。行了，有違朝儀，四個正副宰相全部下去！
所以一般真正的大佬，除了言臣外，罕在朝會上奏事。
就是害怕被“小臣”挾機火拼，以小換大，將自己換了下去。
因此往往大朝會，多是一種形式，大家走一下過場，便散朝，各回各的部司做事了。
但這次大朝會有些例外。
大臣魚貫而入，有幾個大臣，特別是幾個言臣準備參奏王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