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按捺不住心中的憤怒，找上了趙石，趙石這才恍然大悟，這該死的女人竟然把自家庫房當臥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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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只是一些小插曲，總的來說，大秦成武七年的正月，長安城是平靜的，再沒有戰爭的訊息傳出。
敏感而又好談國事的長安百姓們也就漸漸明白，這一年除了西北說不定還有些剿除党項餘孽的戰事之外，其他各處，許是不會再燃起烽煙了，不然的話，這個時節，應該到了為前方兵馬準備後勤輜重的時候才對。
當然，這只是對大秦百姓而言。。。。。。。。。。
大秦成武七年正月二十四，中書上“重言商事疏”，表明中書眾臣對大秦商事的討論，有了一個初步結果。
也沒什麼意外的地方，奏疏之中，從春秋戰國，及至於唐，引經據典，多言商事之害。。。。。。。。。
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以農為本的封建王朝，對貨殖之事，天然便缺乏興趣，這中間的原因非常之多，也不用多做贅述。
而朝廷重臣們也非是缺乏遠見，他們的意見皆根植於現實，是有著理論依據的，從春秋，到秦漢，那麼多年下來，也確實證明了，商賈之事對農業的損害，在沒有解決治下之民吃飯的問題之前，沒有什麼人會放鬆對商賈的管制。
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將商賈貶為賤役，對往來商旅課以重稅等等。
而到了唐時，國家漸漸興盛，也才稍微放寬了對商賈的限制，可以說，到了唐朝鼎盛時期，商賈們才迎來了他們的一段短暫的黃金時代，因為唐時疆域的廣闊，非是歷代所能比擬，所以唐時是鼓勵商旅行於道途，傳遞訊息，聯結邦鄰等等。
而在那個時候，大唐也出現了一大批富可敵國的鉅商大賈，他們往來於權貴中間，頭一次能夠平等的跟朝廷官吏們對話，並受到普遍的禮遇。
但這樣的一個黃金時代，結束的很快，尤其是就總體而言，重農抑商的政策，在大唐最鼎盛的時候，也不曾改變過它的本質。
大秦成武七年正月，大秦的重臣們也再次重申了這個政策。
尤其是商賈之事跟大秦的八分田畝制有著間接的牴觸，同門下平章事李圃毫不諱言的在皇帝陛下面前說，貨殖之利，數倍於農事，大族受困於農稅之制，或近於商賈，一旦獲利，則一發不可收拾矣。。。。。。。。
是的，中書眾臣討論的，其實就是抑制商業的程度問題，而非重商重農這樣的事情。
而中書的奏疏，給大秦商事暫時的蓋棺定論了，一旦獲得皇帝陛下的允准，秦律上可能對商旅之事加以修改，成為成例。
這樣的事情，其實屬於純粹的政事範疇，沒有趙石插嘴的餘地，換句話說，不關他什麼事兒。
但此事之所以引起中書重視，卻是因為大同那裡，商旅漸趨混亂的緣故。
而中書的臣子們眼光無疑也是非常高遠的，他們看到的非是大同一地，而是著眼於將來打通西域商途之後的事情。
尤其是邊易漸漸興起，必須有應對之策，這都是擺在中書臣子們案頭上問題。
不過牽連到大同，作為大同封地的主人，趙石也就能插嘴了。
在趙石看來，李圃等人所言，有著自己的道理，但中書的這些大人們，沒有哪個行過商賈之事，更沒有哪個曾到大同邊關去瞧瞧，聽了柳世源的幾句抱怨，討論了幾天，想當然的就拿出這麼一個奏疏出來，卻是有點可笑了。
其中許多地方，不過是拾古人之牙慧，甚或是照本宣科罷了，文人行事，有時就是這般草率而又透著自大。
於是，在一次入宮見駕的間隙，被皇帝陛下隨口問起此事的時候，趙石便惡意的出起了餿主意。
答非所問的來了一句，“當初臣封晉國公的時候，陛下曾定下巡狩北疆之期，不如便從今年開始如何？”
當時皇帝陛下就愣了，當時為堵眾人悠悠之口，這才有了此議，在皇帝陛下想來，這只是個藉口，什麼時候才能到大同行宮轉上一圈，只有天知道了。
但現在趙石卻是自己提了出來，這裡面的味道真的讓人不好捉摸。。。。。。。。。。。
（又是裸奔的一個星期，阿草哭啊，兩更眾難道沒有人權嗎？）(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