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慧宗與汪填海結識，那是在民國十六年，北伐戰爭爆發的時候，陶慧宗受聘為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政治教官兼軍法處處長，見到了“傳說中的”汪填海，這是兩人第一次見面。
陶慧宗興奮之餘頓生“莫名的好感”。
於是，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陶慧宗就有意無意地向汪填海靠近，而汪填海也頗為欣賞陶慧宗的才華和能力，兩人關係日益密切起來。
後來，陶慧宗因與農會的衝突，脫下軍裝投身教育。
盧溝橋事變後，陶慧宗受常凱申的邀請，辭去北京大學教授之職，加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專事國際宣傳，從此脫離講堂步入官場。
此時的陶慧宗還是主戰派。
然後隨著國土逐漸淪喪，國軍節節敗退，陶慧宗對常凱申大為失望，常常借酒澆愁，更不時地站在國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主席、國民參政會會長汪填海的一邊，在“指責”常凱申的同時，對汪填海推行的“和平路線”拍手叫好。
然後，便是一頭扎進了汪氏所謂之和平救國運動中去了。
程千帆揣測，莫非是參加汪氏與日本人的談判，見到《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真正內容後，陶慧宗意識到汪氏所謂之和平救國，實際上是徹頭徹尾的賣國漢奸行徑，所以陶慧宗幡然醒悟？
他不知道答案。
對於陶慧宗與高慶武願意懸崖勒馬，並且成功盜取《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他是振奮的。
戴春風交給他一個任務，成功的將陶慧宗以及高慶武，最重要的是將兩人以及《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安全、完整的送出上海。
確切的說是離滬赴港。
程千帆皺起眉頭，他在思考，思考如何將此二位汪氏重臣安全送出上海。
海路？
還是空中？
程千帆從衣櫃暗格取出電臺，即刻向重慶戴春風回電。
……
陶府。
高慶武從後門秘密抵達，與陶慧宗秘密商議。
“我們必須儘快離開上海。”陶慧宗說道，“我們沒有在《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上簽字，儘管我們已經做出了補救，不過，汪先生那邊瞞不了多久的。”
“是的，必須撤離，必須儘快走，最好是天亮就走。”高慶武也是神情緊張，說道。
一個多月前，在談判桌上，陶慧宗第一次接觸並且有機會翻閱了幾頁影佐禎昭提交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
然後，陶慧宗震驚的幾乎要跳起來。
他立刻找到高慶武，指出此條約極為苛刻，遠遠超過一年前他們與日本人達成的‘重光堂草案協議’。
高慶武也立刻翻看條約，然後亦是大驚。
“這甚至可以與當年的‘二十一條’一較高低了。”陶慧宗對高慶武說道。
高慶武沉默點頭。
根據這一綱要，日本把中國的東北、華北、華中、華南和海南島劃分為五種“地帶”，也可以說是五層。
最深的一層是偽滿洲國，第二層是偽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層是華北，第四層是華中，第五層是華南。而海南島是和寶島則是日本軍事基地。
這等於是直接將分裂成若干地帶，然後日本人當各個地帶的太上皇。
也正是從這一密約的條款中，陶慧宗終於看清了真正的形勢：一方面，日本人全面控制中國的意圖完全暴露；另一方面，汪填海為了得到扶持竟然毫無底線地退讓。
這讓陶慧宗心頭終於對汪填海從熱切支援，到無比的失望和強烈的不滿。
然後，陶慧宗和高慶武商議決定，前幾天，兩人都沒有在所謂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上簽字。
兩人沒有簽字，這毫無疑問已經引起了汪填海的懷疑。
然後在元旦當日，陶慧宗與高慶武拜訪了汪填海，熱烈討論和平救國路線，以及對新政權的熱切期盼和展望，以茲暫時穩住了汪填海。
隨後，軍統的那位隱藏極深的女特工與他們見面，三人緊急開會後果斷作出決斷，陶慧宗與高慶武深夜潛入‘六三花園’，用照相機將《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拍照，成功盜取此賣國條約。
“她怎麼說？”高慶武帶著希冀之色問道。
在今日之前，他是萬萬沒想到此女竟然會是軍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