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廣勇也感同身受的點了點頭，“確實如此，學校要有明確的辦學定位和與之對應的人才培養目標，客觀上也給予了學生更多的選擇權，在填志願選擇學校的時候，便明白了自己以後發展的方向。
同時，考研、推免制度的存在，也給了學生再次選擇的機會，我覺得挺好的，這樣老師也輕鬆一些。”
他忍了又忍，還是沒說，其實他覺得高職院校就不要搞什麼學術研究了，一個學院一年的有效論文產出量還不如復旦大學一個副教授一年的多。
卿雲笑了笑，而後打著總結，“我們的高等教育體系中客觀上存在‘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有博士授予權的大學、普通大學、有碩士授予權的學院、普通學院、高職高專七個型別的學校。
從上到下，專業的口徑是越來越窄的。
辦學定位決定了專業的寬窄程度，越是985、211等高校，專業口徑越寬，越是強調人才培養的寬口徑、厚基礎；
越是嚮應用型轉變的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和高職院校，越是強調面向基層、面向一線，專業口徑越窄，把專業方向當專業來辦。
我們也看到，由於辦學定位的不同，不同高校教學變革的抓手也應該是不一樣。”
說到這裡，他定定的望著正在頷首贊同的王德超，沉默幾秒後開了口，“所以，校長，書院制的實施與否，取決於復旦大學自身的定位，復旦到底是學術研究型，還是……綜合型大學。”
在他看來，復旦大學，就是屬於既要又要的思想在作祟。
或者說，這是擴招的本質，帶來的問題。
擴招的原因、背景，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多說沒任何意義。
但是影響，卻非常的深遠。
本科錄取率從90年代初的1.2%上升到30%，普通高校整體錄取率在極短的時間內從20%上升到50%，甚至經過20年逐步攀升超過80%，它象徵著，原本國家實行的精英化教育進入到平民化教育。
於是，在原本的專才教育的高校分類中，誕生了一個叫做‘綜合型大學’的怪胎。
它從誕生之日起，便是既要又要的典型。
放在復旦身上就是，它既有學術研究性的專業，又有專業技術型的專業，還特麼的有‘工商管理’、‘公共管理’這種實際上就是職業教育型的專業。
作為一個水校的教授，前世的卿雲，是見過書院在高校裡的迅速興起以及快速停滯的，沒有人比他更懂其間的背後原因。
職業教育型的學校，根本用不上書院制，銜接好學生與社會就是大功一件。
學術研究型的學校，需要書院制，但需要的是小而精的書院。
這一類的書院，是定位於拔尖創新人才等特殊人才型別培養、以精英教育理念為指導、包含專業教育教學功能的小群體模式。
此類書院的培養物件多以對在校生進行二次選拔後進入實驗班的形式產生，是高水平學術研究型大學較多采用的書院模式。
因為，你把天才和凡人放在一起，對兩邊都不是什麼好事。
天才是需要和天才去碰撞思想火花的。
而最廣大的專業技術型高校，它們所需要的書院制，更多的是希望增強定位於專業教學之外的學生管理功能，是以通識教育或博雅教育理念為導向的大群體模式，由此去產生學科與學科之間的交叉，去開拓學生的視野，增加學生的靈活性，最後實現培育複合型人才的目的。
這兩種書院，無論是人群還是機制，都是涇渭分明的。
那此刻，面臨綜合型大學的現實條件，王德超所能搞的，便是功能泛化的書院制，也就是上面兩類書院的混合體叢集。
功能定位不夠精準，設定的組織架構不健全，職能劃分也不明晰，導致書院教育方向的迷失以及組織管理的混亂。
這就使得王德超要搞的書院叢集，必將成為了一個大雜燴式的變革試驗場所。
既然是試驗，必定會有犧牲。
實際上，這個犧牲，不是卿雲之前說的貧困生。
而是佔據整個復旦大學75%的普通學生群體。
他們既沒有享受到思維火花碰撞的好處，也沒法像貧困生一般徹底躺平，大學四年庸庸碌碌甘當背景牆而後混混沌沌的進入社會或者捲入考研。
因為，這樣既要又要的書院制，完全沒有書院制應有的精髓，從根上就錯了。
與華國傳統書院及國外大學住宿學院組織形成的邏輯相異，世紀初各個高校的書院並非初始存在或原有組織內生而成，而是透過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在物理空間、組織架構、課程設定等多方面，將書院制嵌入到原有、穩定的‘學校學院’兩級組織體系及關係網路中的結果，是一種後發的、嵌入式的教育組織模式。
這就從機制上註定便是不暢的，甚至是堵塞的。
不僅僅是復旦，很多高校書院制存在變革不深入不到位、邊界不夠清晰、分工不甚明確等問題，使得管理主體和管理層級增加，學院和書院陷入教育資源爭奪的困局，引發孤島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