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的質疑袁樹當然知道。
他當然知道釣魚還要打窩、捕鼠還要誘餌的道理，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更何況人呢？
想要讓一大群人上鉤、成為自己的擁躉、死心塌地跟著自己走，用良知作為武器蕩平黑暗，所需要的不單單是學說和情緒，還有實實在在的行動和成果。
致良知，真的能讓我們重塑精神支柱、擺脫迷茫和焦慮嗎？
當然可以。
到這個地步，袁樹就要宣揚“性善”論了。
自春秋戰國時，就有人性善和人性惡這兩種言論，一些人覺得人性本善，一些人覺得人性本惡，他們各自看到了足以佐證自己學說的事實，所以各自對各自的看法深信不疑。
到了獨尊儒術的時候，儒家學派裡的另類——荀子也因為人性惡的言論而被刻意的否認、批駁，不受廣泛的認可，性善論大行其道。
這一理論認為人性本善，後天的教育更多的是在教會人們辨別是非，進一步培植自己的善念，不要讓善念用錯了地方。
而基於這一理論，袁樹自然可以由此而上，從性善論引申到致良知——良知本存於心，不需要特別的教育干預就天然存在，我們所要做的事遵循本心的良知，順著良知行動。
這叫致良知。
但事實上，袁樹也是在卡bug。
性惡論之所以能誕生，肯定也有其生長土壤，且不說那些道德低下的壞種，天生的反社會人格也是客觀存在的，生來就是法律道德意義上的混蛋，且無可救藥。
這種情況是對性善論最大的衝擊。
但是問題在於，性善，是一種政治正確，而由這一政治正確所引申而來的諸多社會上的政治正確，才是袁樹最大的助力。
比如人人都知道貪腐是錯誤的，清廉是正確的。
人人都知道忠誠是正確的，背叛是錯誤的。
人人都知道從事生產是正確的，不事生產是懶惰錯誤的。
人人都知道恃強凌弱是錯誤的，關愛弱小是正確的。
這些政治正確廣泛存在於這個社會里，這是儒家學說大行於世而帶來的重要且寶貴的政治、道德財產。
這些政治正確雖然不一定會為人所貫徹，但是隻要它存在了，再怎麼牛逼的人，也不能公開當著大家的面說這些政治正確都是狗屁，或多或少都要受到牽制。
而袁樹所謂的致良知，就是在此基礎之上，把政治正確給貫徹落實了。
創造政治正確的人未必是好心，但是袁樹就是要反過來利用他的心思，辦成一件好事。
也就是，讀書人不能脫離勞苦大眾，而要親身接近勞苦大眾，體會世間疾苦，繼而達成“親而愛民”的境界，實現對農民生活、農業生產的徹底瞭解。
農為國之本，這首先就是一個政治正確，再加上其他的政治正確，袁樹的這套行動方案完全就是政治正確疊滿了的超級政治正確。
想要重走聖賢之路、貫徹聖賢道理？
首先！給我助農去！
延熹八年十二月底，袁樹正式發表演講，說要親自帶領大家開始“致良知”的個人學習、修行。
而具體的方案，就是“助農”。
助農就是致良知之學最初的行動點。
人人皆知農為國之本，可為什麼農為國之本，大家又有幾個人能說的完全呢？
而就目前的現狀來看，農這個“國本”到底有沒有被朝廷重視、扶持呢？
農民到底有沒有生產出足夠的糧食維持生存和再生產呢？
天下為什麼會處處饑荒、處處餓殍？
而如果沒有完善的農業生產，大漢又會發生什麼樣的災難？
這一系列的buff疊滿之後，助農行動正式開展，目標，就是茂陵縣縣域內的自耕農。
地主豪強所管轄的土地不在助農的範疇之內，因為袁樹認為這些豪強各有各的儲蓄，各有各的家資，土地、佃戶都屬於他們的私人財產，所以他們應該自己幫助自己，自己負責自己。
而助農行動所要面對的，就是那些自負盈虧、自己生產、直面殘酷稅收的自耕農。
“自耕農生活困苦，稅收沉重，樹早有耳聞，知每逢災年，自耕農動輒家破人亡、賣兒鬻女，為之而流離失所者數不勝數，彼等如此悽慘，當為吾輩心中良知所銘記，是以，助農，便是致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