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龍對外族可能不太瞭解，”盧植道：“強令遷徙其實和逼迫羌人造反無異，他們已經世居涼州之地數百年，勒令向西不過是荒漠隔壁，時代變遷，到西域又有匈奴、烏孫，如何有容身之地？”
盧植算是這個時代對異族態度緩和的少數人之一，早年間他擔任九江郡以及廬江郡太守，代朝廷平定蠻族之亂，無不令境內蠻族賓服，其重要原因就在於，他支援懷柔的民族政策。
從根本上來說，是他把這些外族人當做人看待了。
《後漢書》的作者本人，南北朝宋時的史學家范曄就認為“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煎當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為乎？”
先零侵犯邊境，趙充國將先零羌遭到內地。煎當入侵，馬文淵將煎當遷到三輔。他們貪圖暫時能夠獲得安定，相信羌人能夠被馴服，計算著每天花費的權宜之計，忘記了治理世事的長遠謀略，這難道是察知精微的人所做的事情嗎？
他認為，漢朝廷貪圖暫時的安定，相信羌人可以馴服，將他們遷徙到內地、關中是為羌患的罪魁禍首。
所謂的趙充國是隴西郡上邽今甘肅天水市）人。前漢時期名將，“麒麟閣十一功臣”之一。先後擊破過匈奴和羌人。
馬文淵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伏波將軍馬援。
范曄以為羌族是不可能被“馴服”的。可見在范曄等士大夫眼中，羌族壓根不是人，而是畜生，因為畜生才需要“馴服”。
一個史學家，而且是站在歷史的角度思考問題計程車族子弟都是如此看待，由此可見，後漢時的文人士大夫對待外族是什麼態度了。
曹操認同盧植的看法，“遷外族至關外，眼下朝廷的確難以辦到，但操以為，如果能行皇甫將軍、張奐將軍之義舉，羌人未必不能安撫。”
民族融合是一個漫長且艱難的過程，趙普自後世而來，自然深知其中的道理，要緩解民族矛盾只能選拔那些有仁愛之心的官員擔任，當然也需要在必要時用武，透過恩威並施要管理少數民族事務。
在這個時代，其實也不是沒有成功的案例，比如劉虞。
劉虞字伯安。東海郡郯縣今山東郯城）人氏。漢室宗親，漢光武帝劉秀之子東海恭王劉強之後，歷任幽州刺史、甘陵國相、宗正等職，在地方政績卓著，頗有名望。
根據史書記載在擔任幽州刺史期間，劉虞善待鮮卑、匈奴等外族，效果非常顯著，每年為朝廷節省錢財兩億錢。
後來劉虞擔任幽州牧時被公孫瓚殺害，匈奴、鮮卑等族爭相為劉虞報仇。
反面的則是涼州刺史耿鄙。
如果趙普沒有來到這個時代，按照歷史的程序，這一任的涼州刺史將有耿鄙擔任。
耿鄙之前的涼州刺史，先後有左昌、宋梟、楊雍等人，不過任期都很短，均以平叛不利被免職。
中平四年公元187年），耿鄙接任涼州刺史，徵調涼州六郡兵馬討伐涼州叛軍，馬騰就是在他的麾下因戰功由軍從事升為軍司馬。
耿鄙非常寵信治中從事程球，而程球為人奸詐貪財，涼州士人都非常怨恨他。漢陽郡太守蓋勳知道耿鄙必敗，棄官返鄉。
同年涼州叛軍發生內訌，韓遂發動兵變，殺死北宮伯玉、李文侯和邊章等人，自掌兵權，擁兵十萬之眾，進犯隴西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