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家！臣保舉屯田員外郎範祥！”
龐籍拜道。
“官家！先前範祥未經請示朝廷，竟然擅自修築距離秦州三百里的古渭州城，結果剛一開工，青塘族羌人聚眾攻破我軍的堡壘殺掉了上千的守軍，範祥因此被罷免了陝西轉運使一職。臣以為範祥雖然私自修建古渭城，但初衷是好的，只是結果不盡人意。”
韓琦出言道。
提起範祥，就得說一說解鹽通商了，宋朝鹽課是除了田賦之外的第二大財源。
宋朝的鹽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海鹽，即從海水中提取，主要產自東南沿海地區，海鹽實行一定的通商制度，允許民間自由交易，官府只收取鹽稅。
第二類是井鹽，即從井下滷水中提取，主要產自四川，井鹽又分大井和小井，大井由官府控制，小井則允許當地百姓交易，官府也收取鹽稅，但是卻命令禁止出川銷售，也就是四川產的鹽只能在四川賣，一旦你拿到外面賣的話，就以走私罪論處。
第三類就是池鹽，產自今天生西運城的鹽池，眼下叫解州，屬於永興軍路，所以俗稱“解鹽”。
解鹽與大井鹽一樣，採取嚴格的官榷制度，官府負責徵用當地民夫到鹽池工作，工作時間是五年，每年都要按照官府的定額完成“種鹽”的任務，每戶大約2300石，解鹽出產之後，官府再徵用民夫運輸到各地銷售。
但官榷如同茶官榷一樣，主要有三大弊端，第一，運輸任務繁重，兵民不勝疲勞。第二，民夫種鹽只是為了交差，沒有工作積極性，交出來的鹽自然也就沒有質量保證，但官府卻控制價格，無論好壞，價格居高不變，第三，就是同茶官榷一樣，生產、運輸、儲存等損耗太過嚴重，官府得不償失。
劉娥臨朝時，曾經大力支援過解鹽通商，但後來宋朝與西夏交惡，國庫壓力山大，便又恢復瞭解鹽官榷。
但實際的結果是增加的那點鹽課收入，還不足以支付打擊走私的之法成本。
慶曆八年，範詳正式開始解鹽通商改革，主要有，鹽商不能拿著現錢直接到鹽池交易，而是先要到設在邊境的折博務換取鹽鈔，再憑藉鹽鈔去鹽池提貨，由於鹽的特殊性，範詳並沒有完全的開放一級代理。
改革自古以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由於範詳過於謹慎的原因，導致整個變革的成效大打折扣，引發了朝野內外一片的質疑聲。
範詳擔心鹽商將解鹽運往各地之後，透過虛報，漏報等方式逃稅，便將鹽稅提前算到鹽價上面，如此一來，解鹽的批發價格自然就會上漲，由於變法之前，市面上還有一定的存鹽在，鹽商們按照新法批發解鹽的話，和市面上的解鹽相比沒有什麼成本優勢，所以新法剛開始的時候，朝廷的鹽課收入不增反降。
朝臣們一看自然不樂意了，變法是為了增加收入，怎麼反而越變越窮了呢？
如果放在現在來看，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預先攤入鹽稅的做法不是不可以，過渡時期的休克現象是難以避免的，但市面上的解鹽終歸有消耗盡的一天，到那時，鹽商們依舊是會回過頭來批發朝廷的解鹽。
宋仁宗一向耳根子軟，大臣們提出質疑聲，而範祥仍然堅持要改革，仁宗便派了包拯去調查此事，包拯認為這項改革是先害而後利，認為朝廷應該著眼於長遠，不計較眼前的蠅頭小利。
宋仁宗難得的採納了包拯的建議，壓下了各種質疑的聲音。後來事實證明，包拯的判斷是正確的，隨著新法的推行，解鹽通商的效益也顯現出來。
從皇佑元年到皇佑二年，這兩年的時間裡，解鹽的收入達到了289.1萬貫，比過去兩年的收入還多51.6萬貫，到皇佑三年和皇佑四年，解鹽的收入分別達到了221萬貫和215萬貫。
就在在時，範祥惹事了，被免了職位，那時的趙昕還在流求和福建路來回折騰，自然顧及不到範祥，要不然以趙昕的脾氣定然是要率軍好好教訓一下作亂的羌人。
而且趙昕還知道接替範祥的李參做了一回豬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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