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的歐洲大陸上，兩股勢力正在瘋狂的角逐，一派是義大利黑衫黨為典型的各國極端民族主義政黨，一派是以蘇聯為代表的世界工黨。
這兩種政治勢力雖然截然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特徵，那就是爭取底層民眾的支援，工黨的特殊性，在於工黨具有世界性。
也就是說前者，他們以民族和國家為界限，就比如義大利黑衫黨，他們的政治觀點裡，義大利民族的利益高於一切，同時潛臺詞則是“義大利民族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
而後者，從誕生之初，就帶有世界性，在具有純潔理想的工黨者看來，不管是他們所在國家的每一個人，亦或者是西非大陸殖民地中黑奴，他們都是平等的“人”。
而不管極端民族主義政黨，亦或者是歐洲各國工黨，他們能在20世紀初的歐洲異軍突起的原因也很簡單。
那就是20世紀初的歐洲平民，生存狀況很不理想，在資本家的精打細算下，底層工人的工資，只能保證他們的基本生存，而且這個生存的前提是在工廠裡枯燥的連續做工十幾個小時。
所以，在一些工業國，工人的生活質量甚至可能不如農奴，這就像封建時代，底層佃農，生活狀態可能不如非洲的原始人一樣。
而一遇到經濟危機，歐洲底層民眾的生存機遇只會更加悽慘，但是很不幸，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經濟危機幾乎成為了歐洲經濟發展的常態，每過一段時間就要來一次。
所以，20世紀初，歐洲的極端民族主義政黨和工黨，得到迅速發展也就有了重要基礎。
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歐洲底層民眾內心的呼聲，雖然被社會裹挾，生活所迫，不得不持續奔波，但是毫無疑問他們對當前的生存境遇充滿著諸多不滿。
而義大利的貝尼託首相，正是利用了這種底層民眾的情緒，從而成功實現逆襲。
在1926年的歐洲各國，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猶如義大利黑衫黨一樣的黨派，他們透過曝光民意，從而獲取底層民眾的支援。
而工黨相較於這些極端民族主義政黨，則更加乾脆，他們更傾向於帶領勞苦大眾透過暴力手段，對付社會的不公。
當然，也有一些工黨人，不認同這種做法，他們認為暴力手段太過激進，從而選擇比較保守的改良主義。
布達佩斯。
時間轉眼來到2月1日這一天，今天的布達佩斯明面上和往常一樣，普通市民為了生活而四處奔波，工廠裡的機器永無休止的運轉，高聳的煙囪向著天空排放黑色的濃煙。
萊茵河的河面上，船隻川流不息，碼頭上工人賣力的扛著麻袋，全國各地的貨物透過萊茵河，源源不斷的流入這座匈牙利最為發達的城市。
在布達佩斯江邊的別墅裡，有錢人歌舞昇平，讚歎著國家經濟的繁榮，感慨布達佩斯的飛速發展。
政府機關裡，衣冠楚楚的官員們，則絞盡腦汁的考慮著，如何繼續增加業績，推動自己所治理城市經濟的持續高度繁榮。
郊區的農場和莊園裡，地主和貴族，策馬揚鞭，巡視著自己的領地，期盼今年的布達佩斯的糧食價格能夠再創新高。
布達佩斯的一切，看起來都是如此美妙，所有人各司其職，整座城市跨坐在萊茵河兩岸，像一臺高效運作的精密儀器，社會財富源源不斷的被這座儀器生產出來。
“今天的布達佩斯天氣看起來依舊美好，但是，在這種虛假的繁榮下，暴風雨正在極速的醞釀。”匈牙利工黨領袖庫恩站在租住閣樓的窗戶前，眺望著城市的街道說。
身後布達佩斯工黨代表人蓋爾蓋伊略帶激動的說道：“是啊，庫恩同志，今天，我們將成為這場暴風雨中的雷鳴，作為匈牙利國民解放先鋒軍，為了這一過程，我們等待了太長時間了。”
“布達佩斯，這座美麗繁榮的虛假城市下，積累著匈牙利和奧匈帝國資本家、貴族透過骯髒壓迫竊取的巨大財富，這些財富促成了布達佩斯如今的繁榮，但是每一張克朗上，都沾染著勞動者的血水。”
“我們要對他們犯下的，被掩埋起來的種種罪行，進行正義的審判，帶領匈牙利浴火重生。”
庫恩點點頭，面色沉重的說道：“蓋爾蓋伊同志，你說的不錯，不過我問你，這場暴風雨，它是一場腥風血雨，你做好了應對它的準備了麼？”
“我們的目的不僅僅是暴力摧毀這個腐朽的社會，更是要建設新的世界，甚至可能因此犧牲在這場暴風雨之中。”
“也許我們能像蘇聯工黨那樣，改變如今匈牙利的現狀，但更大的可能性是我們被哈布斯堡的劊子手，絞死在行刑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