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為止，費勁了力氣，肯塔基在港城也只開了三家店鋪。
而且幾乎全部虧損，完全不成氣候。
所以啊，既然連港城的市場都尚未成功，更別說內地市場了。
殘酷的現實讓簡道爾明白過來，想要在華夏土地上順利開展起快餐業務並不那麼容易。
由於東西方文化和生活模式都存在大大不同，美國快餐要想順利在華夏的土地落地開花，那就必須要用一個懂得華夏文化和市場特點的人。
也恰恰是這個時候，汪大東在內地獲得成功，透過快餐挖到第一桶金的訊息，傳到了美國來。
要知道，1979年的時候，當時還在肯塔基就職的汪大東被美國肯塔基總部曾派往南加州擔任區域經理，他可是出任過肯塔基的中層。
所以，汪大東在內地的成功等於給簡道爾打出了一張明牌。
當簡道爾獲知這汪大東曾經是肯塔基的老員工的訊息後大喜過望。
立刻讓人想辦法聯絡到了遠在津門的汪大東，並且代表肯塔基邀請汪大東回到公司來，出任肯塔基遠東地區總裁，主要目標和任務是以共和國的全國範圍為目標開發大陸內地市場。
開出的條件很優厚，不但給他高薪，合夥人待遇，保證完全不會干預他的經營決策，這充分展現了簡道爾求賢若渴的誠意。
於是汪大東動心了。
他非常清楚，共和國是一個規模不亞於美國本土的龐大市場。
肯塔基又有完善的體系、供應鏈，和絕對的擴張實力和經營。
如果他答應這個條件，憑他對於內地市場的瞭解，以及成功經驗，也許快則數年，慢則十年，他就能在共和國開辦數十家，甚至上百家的肯塔基的分店。
和這樣的宏圖大業相比起來，他個人創辦的胡姬花快餐廳當就沒那麼香了。
就這樣，他在思慮再三之後，認為做這件事的時機已經成熟，他有一定的把握。
就對簡道爾提出兩個要求。
“讓我放棄自己的事業，答應出任肯塔基的遠東總裁可以。但我上任後，一是要把肯塔基遠東地區總部由港城移到新加坡。二就是要把新加坡的肯塔基的全部股權買回來，從此結束授權經營模式，不要再授權別人經營。這你能同意嗎？”
對此，簡道爾很是好奇，說，“開發內地市場，總部從港城移到新加坡不是反而離內地更遠了？何況伱把總部挪走，港城的店怎麼辦？我不是不答應，但希望你能有個合理的解釋。”
沒想到汪大東的理由居然還很充分，“你可能不清楚，其實肯塔基不是八十年代才進入華夏的。我在肯塔基工作時瞭解到的情況是，早在1970年、1971年，肯塔基就到過港城發展，但隨後就陷入嚴重虧損，十幾家店被迫關閉。1985年後捲土重來，再次進入，也只開了三家，不成氣候，這樣的市場，我們屢屢碰壁，一時沒有良好的解決辦法，不如暫時忽略掉，儘量減少消耗。而且港人大多數是不會講普通話，所以在港城也沒有人力資源，對於我們在內地的經營完全沒有幫助。新加坡就不一樣了，那的華人講普通話。到了內地，就能溝通，有助於我們在內地的發展。這樣的話，表面上是搬得遠了，實際反而近了。我可以直接把新加坡的模式挪到京城來，開第一家店的時候，稍加改進就好。用華夏人的說法，就是近水樓臺先得月。”
汪大東斬釘截鐵地說“如果這兩家事你不答應，那我不會回來的。”
最後的結果，就是簡道爾被說服了，決定無條件完全按照汪大東的意見來辦。
不惜動用數百萬美元，回收新加坡肯塔基的全部股權。
也就是說，大陸這邊還沒有什麼實質進展呢，簡道爾就要為了讓汪大東滿意，開始大撒巴掌的花錢了。
這無疑充分顯示了簡道爾的決心和對汪大東的信任。
於是汪大東再沒有什麼顧慮，很快就去跟津門的政府部門進行了協商。
為了不讓胡姬花餐廳的經營和企業性質受到影響，他介紹了另一個美籍華人來接盤。
這個人叫戚鈞富，也是他的老朋友，在國外經商三十多年，也有豐富的餐飲行業管理經驗。
這樣的話，在津門政府首肯下，汪大東以六十萬美元的價格把自己的股份轉給了戚鈞富，就此功成身退。
然後重新又歸於老東家的門下，成為了肯塔基的遠東地區總裁。
目前他正在為肯塔基在京城疏通各路關係。
他打算把第一家肯塔基的店，就設在京城……